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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从这一政策实施开始就没有处理好均匀分摊赋税的问题，从而影响了上自豪强富户，下至黎民百姓各阶层的利益。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使全国赋役负担达到某种合理、平均地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拥有大部分田产财富以及仆佣佃户的豪强富户无疑成为这种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标。因而从一开始，“摊丁入亩”政策就受到各地富户缙绅的强烈反对。以浙江省为例，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折奏该省百姓因“摊丁入亩”政策而形成两派争斗。“如浙省向来有丁归粮办一事，经均摊将妥，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彼时，法海惊慌失措，即令官员劝散，暂缓均摊之议。及后又被有丁无田情愿均摊者，窥破伎俩，复聚集乡民围辕吵闹更甚，又有一班门面丁差亦为效尤……而该守……竟手足无措，不能驱逐……司道若不知者。”

    很明显，在浙江省，由于阶级权益受到威胁，“摊丁入亩”政策遭到“田多丁少”的富户强烈反对。这些富户们因占有大量田地而被加派到较之以前更重的赋役负担，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

    那么问题是，为何一般“有丁无田”的乡民也会深感赋役不均之苦，享受不到新政策的好处？这可从湖北钟祥县的事例略窥一斑。

    “雍正九年三月，湖北钟祥县百姓因摊丁不公聚众闹事。……是月，县差下乡催征加丁银。二十二、二十三，全县十三乡百姓于城东武当宫聚众呼吁。知县王世经并不晓谕解释，即知会城守武官司率兵役出城捕人”，导致百姓“堕水溺死者一百数十人”。

    钟祥县民众抗粮案，正是由于“摊丁入亩”后赋役分担不均造成的。

    “钟祥县向额丁少粮重，照通省均摊，于原额丁银二千四百三十两九钱外，又增加丁银三千五百八十六两一钱。”

    “本县原有明代官庄、屯田、更名田等，每亩纳银四分九厘，六分二厘、八分二厘不等，比民田上则一分六厘过重，再均派加丁，则重者愈重。”

    摊丁不均非但无法使贫民享受优惠，反而使其负担更加沉重，从而激发了人民的抗粮行动。事后，湖北巡抚王士俊也清楚地认识到：“湖北通省均摊(丁银)，致有以此县钱粮代赔别县之丁赋，无怪激成民变。”

    最后统治者也无力解决这一分摊不均的问题，只是将这一部分增加的钱粮摊入荒地。实际上，即便如王世俊主张，将通省均摊改为就各州县分摊，虽从全省的角度解决了分摊不均的问题，但具体到一县之内每个人丁个体，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仍然无法彻底解决。

    而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直隶、山东胶州、江西袁州、山西万泉安邑等县亦都如此。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己卯，兰州按察使李元英奏称：“摊丁入亩，他省以本州本县之额丁均入本州本县之地亩。原额外，负担无增减。而甘省按通省额征银粮通计合算，额征多，摊丁亦多，致各州县有比原额多二三千两者，因之纷纷具承，以为摊丁不公。本日，从岳钟琪奏，陕甘摊丁入亩已经题准”，“但甘属河东地方粮轻而丁多，河西地方粮重而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则粮照丁摊”。甘肃同样深受摊丁后赋役不均之苦，因而也被迫依据当地具体情况分别予以办理。

    所以说，“摊丁入亩”政策虽然历来被归结为清朝皇帝爱民如子的“德性”，是“至仁之政”、“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但实际上，它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即无法均匀地分摊赋税，从而无法有效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更无法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的需要，因而遭到上至豪强富户，下至贫民百姓的反抗。这使得“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进程变得缓慢而困难重重。

    其次是“摊丁入亩”的溢额多征问题。

    “摊丁入亩”政策并不能维持固定的征税数额从而抑制人民逃避税收。康熙时代实行“永不加赋”的措施时，曾希望通过将丁口数额固定下来的方法来保证丁银征收，避免人丁流失，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由于“永不加赋”的措施表面上固定人丁数额，实质上却无法使人丁附着于土地之上。“永不加赋”并非“毋增毋减，定为常额”，而实质上使人丁数字增多。由于“摊丁入亩”政策的丁银数字是建立在“永不加赋”的定额基础上，因而“摊丁入亩”政策施行之时，人民就负担了更为沉重的赋税。

    关于实施“摊丁入亩”政策之后，丁银税额是否是清政府官方公布的定额数字，李曜曾经看过将清朝官方的定额数字与清乾隆年间各省编订的行省通志中相关材料所反映的实额数字制成的几张表格。

    通过那几张表格，对各省丁银的实际征收情况来看，“摊丁入亩”政策反映出一些明显弊端。首先，大部分省份丁银出现增额，并非保持定额数字。换句话说，自“永不加赋”至“摊丁入亩”，统治者一直打着“定为常额，毋增毋减”、“天恩浩荡，亘古未有”的旗号，要求各省人民顺从地承担义务。所谓“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