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节 (第4/7页)

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者七百余人。韩愈就此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宪宗在所颁敕文中也说：“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宪宗所颁《遣使宣抚诸道诏》亦称：“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于此可见，宪宗一朝，贵富集团积聚土地、逃税避役、转嫁赋税、奴役百姓、坐视国难，其贪得无厌、恣纵骄横特征昭然若揭。

    这些突出的恶性特征，在宪宗之后以至今后仍然持续发展。中书省内，能够反映证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长庆四年，元稹任职同州刺史，根据在同州的实际工作，写成《同州奏均田状》，有云：“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敬宗宝历元年到文宗太和元年，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以牟厚利，而窶户仍输赋”。文宗朝，“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在洛阳城南的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武宗会昌灭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反映出权贵和寺院田产财富的极度富有，也反映出他们隐藏和占有劳动力资源的惊人数量。武宗《加尊号赦文》有云：“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反条法，州县不敢追呼，以此富室皆趋倖门，贫者偏当使役。”还说：“应畿内在京百司职田，访闻本地多被狡吏及豪强平直隐蔽回换，遥指荒闲瘠薄田地，即配与浮客佃食。”

    会昌五年，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畿内诸县百姓，租佃百官职田地，访闻其中有承虚名配佃多时，县司但据额征收租子，或无本地及被形势庄园将瘠薄地回换，令人户虚头纳子，岁月既久，无因申明。”该赦文又说：“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皆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废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这一方面反映出武宗时期贵富集团逃税避役的新花样，即勾结财政三司（度支、盐铁、户部）官员，“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另一方面反映出贵富集团用“隐蔽回换”的手段侵吞国有土地，欺压贫苦百姓。

    大中四年正月，宣宗颁制有云：“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书。”大中四年五月，御史台《请禁断供应户奏》有云：“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这表明当时贵富集团占夺了田产但不纳税，而被兼并掉土地的个体农户却产去税存，造成税负极端不均的情形。史载“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则是当时贵富集团脱离国家税收征管的具体事例。

    懿宗朝，“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占有的田产难以估计。许州长葛县令严郜罢任之后，在当地兼并“良田万顷”，置为田庄，“桑柘成荫，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咸通十三年时，中书门下的奏文说当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在李曜这个后世之人看来，大唐贵富集团的大土地私有已膨胀至极，凡耕地、荒地、山林、川泽均被其占有，并将很多土地资源用于非生产，造成巨大浪费，任凭自己游宴娱乐，“尽登临之志”，全然不顾天下兴亡、百姓疾苦，已成为极端自私自利的腐朽势力，再现东晋南朝贵富集团“封山占泽”情形。

    他继承而来的这具身体的记忆让他对近些年的情况了解更加直观。僖宗时，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有云：“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覆。富者称物产典贴，永绝差科。贫者以富籍挤排，助须从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无利润者，转见沉沦。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户以余庆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且古画地之数，限人名田。一则量其贫富，一则均其肥瘠。今凡称衣冠，罔计顷亩。是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