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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立了儒学为主，兼融佛道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使儒家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三个时期，即新儒学（理学）。

    “新儒学”是在佛道二教日益发展，儒学日益受到冲击的形势下出现的。由于信教的群众不断增多，势必消弱儒学的阵地。所以还在唐朝时，像韩愈这样的文坛巨臂就对佛教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故唐朝这个时期实际已经为理学的形成作了前期的准备。到了南宋朱熹，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严厉地批判佛教，让理学取代原始儒学和原来的官方儒学成为新儒学，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新儒学”虽然是因官方儒学受到佛道二教的冲击而批判佛教出现的，但是它实际也脱离不了佛道二教的影响。朱熹早年出入佛、道，晚年静居则诵经念佛。他的老师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而二程的老师是周敦颐，他则与道教、道家有重要关系。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宋史·道学传》说：“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周敦颐的思想不仅继承了《易传》，而且也明显地受到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再像在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人首倡理学，这些人中间还有人本身就佛教的在家信徒。在北宋中期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对发展理学做了贡献，而这些人中，除了上述周敦颐受到道教和道家影响外，像邵雍的思想渊源于陈抟的道家思想，已成为定论，连朱熹自己也认为邵雍传自陈抟，陈抟也有所承传。他说：“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

    第四阶段是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将理学发展成为“近代新儒家”。当理学成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后，儒学就渐渐脱离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儒家”使儒学变成一种道德实践，成为那些高尚道德追求者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但是，后世提到“新儒家”一般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可是，“新儒家”实际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曾国藩处于鸦片战争后封建王朝的末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儒家”的开创者。

    有关“新儒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现有的词典工具书中都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定义，可在英语词典中却有定义，可见有关“新儒学”的影响，对于西方的影响不比中国小，而且在近代乃至当代还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况。在英语词典中，凡是提到程朱理学则是neofuism，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称宋代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汉唐经学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

    事实上“新儒家”的概念，英语称为newfuism，这样就把“新儒家”与“新儒学”区别开来。李曜一直认为，“新儒家”是在继承旧的儒学（原始儒学）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儒学理论体系，是原始儒学的复兴。

    程朱理学企图改造官方儒学而成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但是他们明明打倒佛道，却又把佛道的东西融合到了他们的新儒学之中，这好像有点不符合他们自己所反复强调的“诚”的思想范畴。并且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而且对于周边国家日本、朝鲜等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理学把重点放在重新解读儒家经典的理论上面，而忽视了道德实践，理论空谈只成为那些读书人求仕的敲门砖，理学家们变得越来越虚伪，在虚伪的掩盖下社会也变得越来越腐败。在人心不古、道德日益滑坡的形势下，那些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的内容，只会成为压迫广大人民的工具，理学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枷锁。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仁人志士早就开始改造理学，在纠正旧理学的偏颇的同时，提出新的儒学体系，这就是“近代新儒家”。

    追溯“近代新儒家”的思想渊源，上可追溯到中国新儒学的另外一个分支——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社会伦理原则上升为终极规则——理，当抽象的“理”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存天理，灭人欲），表面上道德伦理的原则得到了提升，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则遭到忽略。

    南宋陆象山和明代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是在与朱熹分庭抗礼的辩论中不断发展的。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