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节 (第1/8页)

    李曜并不打算弄出个宋时的理学来，但理学虽然常为他所弃，却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鉴。当然李曜认为可借鉴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学的高峰程朱理学，而是由宋朝陆九渊提出、明朝王阳明完善并达到巅峰的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谓无穷。举个例子：日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就为王阳明学说深深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甚至被看做是日本近代快速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学，什么样的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需要的？李曜听了这一场辩论之后，忽然多了一丝明了。

    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

    ps：本章是描写李曜“新儒学”理论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开始“秦王变法”，对这一章儒学理论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蜡灯下，大唐新晋的陇西郡王李曜正在奋笔疾书，上好的白麻纸上写满了他王右军风格的字迹。如果将他身旁放着的稿件全部整理起来，会发现最开头的一页，打头三个字是：新儒论。

    按照李曜几年前就已经做好的规划，当他一旦有机会影响朝政动向之时，则要开始进行新儒学的传播，为接下来准备进行的变法改良做准备。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作为河中节度使，吞并了原先同华节度使的关中最东面一块，坐拥潼关天险；关中第一强藩李茂贞以被自己打残，其割据地盘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已经由河东集团中与他最为亲密的三名兄弟执掌，而且这三镇与河东路上连接也要经过河中辖地，河中的地位毫无争议。

    变法，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可以说干就干。没有民心思变的局面，没有正确的变法思路，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没有预先的物资准备，没有完整的变法大纲，没有推进的具体步骤，没有执行的得力人手，没有应变的提前预计，没有……总之缺了一条，变法都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杀！

    正因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号召进行了这次儒家学术大辩论，并且在辩论进入高潮之际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准备昭示天下。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开风气之先。

    多读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教训在脑中，李曜对新儒学的思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当初他那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祖父曾有颇多藏书，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占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几本书里，有写曾国藩的、有写李鸿章的，当然还有些袁世凯、孙中山的，其中写曾国藩的某本书中，曾说曾国藩是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李曜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对任何“开创者”都很有兴趣钻研一番，于是也仔细找了些跟曾国藩有关的书看，顺带的，也就对所谓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照那些后世的主流看法，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儒学时期。时间在秦前，以孔孟曾颜、荀子等人物为代表，创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们站在儒家发展的角度看来，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王朝，它存在的时间短，儒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受到严重的破坏（焚书坑儒）。

    第二阶段是官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儒学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之后就正式变成了官方儒学，其形成的标志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延续下去。

    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日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但后世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学者们出版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第三阶段是官方“新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国人的欢迎，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迎合国人的信仰得到了发展，人们对于形而上的出世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儒家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在儒学界也出现了性命之学（宇宙本体论）的讨论。性命之学虽然在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中庸》特别是《易经》中，都有片段的论述。可是，儒家的形而上学一般人始终是不明了的，即使像子贡这样的大弟子也曾经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对这些经典进行形而上的解释，才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儒学家们经过几代努力，终于完成了对佛、道的改造和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