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_第161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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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1节 (第2/7页)

王朝。作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关中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力量,已不足以支撑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关中已经遭受过几次惨重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长期破坏,破坏到“关中无复行人”,在“井埋木刊,纤陌夷灭”之后,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水上长期流失,干早的黄土已经沙化,在土地报酬递减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负荷的能力。故当唐在关中建都时,已明显观察到关中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早。这是唐在关中建都时首先遇到的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个不利条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关中是黄土高原,土层厚,土质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则风沙淋漫,颖粒无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亩收一钟。这样的事实,都历历在目,不仅秦、汉的历史经验可资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鉴。

    例如玄宗时期的同州刺史姜师度,“首开沟恤”,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由来棒棘之听,遍为粳稻之川,仓庚有京抵之饶,关辅致珠玉之润”。玄宗特下诏褒美,但却不把这个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可知唐朝并不是真正重视这一成功经验,更不准备走自己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权的立足基础——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据,仿佛孤注一掷般完全放在“岁潜东南之粟”一着上,竟然没有注意到江淮漕运是不可靠的,以此为国策,实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唐都关中,江淮槽运不能直达,漕运全程,明显地分为三段,只有大运河一段是畅通的,后两段、特别是最后一段是极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国基础和生存依据放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漕运上,这就铸定了唐朝必然是一个基础脆弱,随时可能倾覆的政权。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尔涉猎得来,而穿越之后因为切身体会,才真正开始仔细思考的。如今身为河中节度使,心中又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对于这些国家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就考虑得更多、更广。他觉得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的富国、利民、长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发展经济,以奠立一个地辟、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巩固基础,特别是当遭运已经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朝廷的存亡已经遇到严重危胁,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辙,速谋自救之道,仍然死抱着错误政策不放,这是使人费解的。

    例如大运河虽然可以畅通,但运输却旷日持久,史称:“江南漕船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门,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这说明黄河能够航行的时间是很短的,沉溺损耗是很大的。黄河运程到三门而止,三门之险是全部运程的一个最大障碍,在此时的技术条件下,由黄河越三门而进入关中水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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