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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骄奢yin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