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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倒是曾经进行过不实际的改进计划，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么辟高山，易坚石，以另辟新渠，所谓“辟三门之岭，逾岩险之地，傅负索引舰，升于安流”，结果是徒劳无功，岩险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负索把潜船升于安流。不得已在三门置仓，将槽粮搬入仓中，改由陆运，用大车运至渭滨，再转槽京师。道路之梗阻，运脚之高昂，沿途之损耗，丈骨之盗窃，损耗惊人，当时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说，以如此高昂之代价，旷日持久，运到京仓时已所余无几，远不足以满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须以大部分时间移驻东京(洛阳)，即将整个朝廷搬往洛阳以就食。洛阳地滨黄河，漕运虽然艰难，但遭船毕竟可以直达，比西京长安略胜一筹。裴耀卿在评论漕政时曾指出：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侥遇水早，即便遗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凛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槽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幼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

    仅此一说，就已充分说明完全仰赖漕运是危险的。

    唐朝以高昂代价维持江淮漕运，而江淮消运并不能保证永久畅通，因大运河的较长一段位于河南，而且是运河的关键部分，是运河转入黄河的枢纽。然而中原是兵争之地，一旦中原有事，运河即被切断，如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主要战场，兵荒马乱，淮、汴梗阻，运道断绝，唐朝立即陷入绝境，因失去了江淮财赋，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万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变航道，遭船改由长江溯汉水北上，运抵汉中，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往京师。这完全是一种饥不择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为之，因陆路车载，途程遥远，道路崎岖，脚价更为高昂，沿途损耗更为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以致京师米价爆贵，军民乏食，太仓空虚，宫厨断粮，连皇帝后妃也差点成为饿殍。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势竟如此危急，这时唐朝的命运实己不绝如缕。

    但是像这样的危急情势，在唐朝并不是偶然一见，而是屡见不鲜。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称兵，漕运常被切新，朝廷对此束手无策，皇帝闷坐宫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粮的到来，此外即无所作为。李曜是怎么也没有想明白：一个王朝本应立足于自力更生，应当自己动手，开发农田水利，生产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从外地征调而来，何况运输这些征调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为补充，而不能作为全部生存依据。然而唐朝恰恰作了这样一个错误决策，而且是一成不变，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江淮运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变，三门之险不能逾越，纵使以刘晏之能，他虽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变的只限于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罢掉了贪污无能的经手官吏，使浪费损耗为之大减，但对于运道的艰难险阻仍一筹莫展。事实上，谁也不能改变根本不能改变的自然条件，就算让多了一千多年历史智慧的李曜来办，他也办不到。

    唐朝的十几代皇帝对此皆无动于衷，仍然要坐待东南之采，不谋自救之道，宁作饿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结果，王朝虚弱衰败到不堪一击，四方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皇出逃，归根结底，就在于现在的关中不能自给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后的关中仍然要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同时也希望将来的关中能恢复生机，因此在现在就开始格外关注水利工程建设，在河东军械监时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则是时候将当时积累的经验拿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改进和实验了。

    李袭吉这时已经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无妨，只须让张全义负责大局，至于细务，不是还有军械监水利司么？这可就要看张掌监(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如何配合了。”

    李曜轻轻点头，道：“某欲辟举张全义为河中观察副使，可道，你来草书……袭吉先生，此事还要劳驾你去知会敬询。”

    李袭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七)

    “明日一早，某便要回长安了。”

    河东节度使府，崇贤院花园之中，王抟一边散步，一边对身侧落后一步处的王笉说道。

    “是，叔父。”王笉静静地应了一声。

    “说说看，为何忽然改变主意，入股这么一大笔钱。”王抟的语气也格外平静。

    王笉的脚步微微一滞，道：“奴以为，入股东升新城，于我王氏，确有大利。不光是在钱财上有利，同时也能进一步夯实与河中乃至河东的关系。”

    王抟沉默着，缓缓走出十余步，忽然道：“那个庐阳县主杨潞，你担心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