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钱币下 (第4/5页)

》：高宗墓俭约，欲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颍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未足为侈。”帝不悦。后与曲宴，银器满席。颍胄曰：“陛下前欲坏银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曲宴银器，固为非礼，元日上寿，又何以必用银酒枪邪？宋明帝将杀吴喜，召入内殿，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则金银之器，又不徒宫禁中用之矣。然此尚非其至侈者。齐武帝至刘悛宅，昼卧，觉，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则真骇人听闻矣。然一时君若臣以金银器物赏赐、贡献、馈遗者殊多。如齐高帝送金钗二十枚与周盘龙爱妾杜氏，武帝以金镂柄银柱琵琶赐褚渊，王敬则以金铪饷周奉叔是也。索虏不知礼义，故其奢侈尤甚。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刘泰之等袭汝阳虏营，营内食具，皆是金银，事见《宋书·索虏传》。战时如此，平时可知。辽西公意烈之曾孙库汗，尝从大武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射之，应弦而毙，大武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此似偶然之事。然孝武在洛，以银酒卮容二升许，县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西魏文帝在天游园，亦以金卮置候上，命公卿射：事见《北史·魏诸宗室》、《周书·宇文贵传》。造次颠沛之间，而犹如此，则其以金银器充赏，亦习为故常矣。臣下之藏金银器饰者：黄权母吴，以金钏赂蔡樽妾，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梁庐陵王续临终，上金银器千余件。徐君蒨侍妾数十，服玩悉以金银。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有眠床一张，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饰。陶侃宴阳斐，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阮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孝绪一无所纳，乳人辄窃玉羊、金兽与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皆可见其所藏器饰之多。其北方：则周大祖破侯莫陈悦，左右窃其银镂瓮。周武帝克晋州，使招北齐行台右仆射传伏，以金、马碯二酒钟为信，伏不受，后降，又以金酒卮赐之。可朱浑元归齐，齐高祖使持金环一枚以赐。后主亦以金银酒钟各一赐慕容俨。其甚者：毕义云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物，因被禁止。杨钧造银食器十具，以饷元叉，见《北史·杨昱传》。以孙腾、达奚武之功名，而腾盗府藏银器为家物，武为大司寇，库有万钉金带，因入库取之以归，几于廉耻扫地矣。）此等事本有禁令，然大抵成为具文。（《宋书·礼志》言：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其非禁物，皆得服之，而纯金银器，列为禁物之一。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绫锦，金钗、镮、铒，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士卒百工，加不得以银饰器物，张帐。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金黄银钗、镮、铃、、铒。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银，错刻雕饰无用之物。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断金银涂。齐东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尚书令徐孝嗣议：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卮，盖出近俗。今除金银连锁。自余新器，悉用埏陶。陈世祖天嘉元年八月，诏雕镂yin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后主大建十四年四月，诏禁镂金银薄。魏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奴婢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此等法令，几于无代不有，然观法令之陈陈相因，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民间相与慕效，而金银之流散者遂多。豪富之家，至缓急之际，乃亦藉之以为用，而其用愈溥矣。谷帛为币，耗损殊多，且病滞重；铜钱不易周用，亦非把握可藏；以金银济其穷，以钱币演进之理言之，自亦未为非计。然则金银之流衍民间，实化无用为有用也。论者或反致慨于公家所藏之少，实为不达此义矣。

    《日知录·黄金》条引宋大宗问杜镐曰：“两汉赐与，多用黄金，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答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此本漫然之语，而亭林引《三国·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魏书·释老志》：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谓镐之言颇为不妄。《廿二史札记》承其说，谓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金，帖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汉多黄金条》。）夫金银为贵重之物，用后仍可还元，（亭林引《草木子》，谓金一为箔，无复还元；瓯北述故老言：谓涂金、泥金，不复还本；皆非是。）不能遂目为消失。抑且佞佛如魏献文，可谓甚矣，而所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