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钱币下 (第3/5页)

家用金，亦多以两计者：如宋明帝欲以金千两赎晋熙王昶于魏；隋文帝践极，遣赐萧岿金五百两，银一千两是也。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王机，求讨桂林贼自效；侯景饷朱异金二百两；则贵富人相赠遗，亦以两计矣。《晋书·食货志》言愍皇时斗米二金，而《帝纪》云米斗金二两，此为当时用金，多以两计之确证。《石季龙载记》言：其时金一斤直米二斗，则又四倍愍皇时，米贵似不应至此。颇疑《载记》之斤字，实当作两，非传写之误，则载笔者习熟旧史言金以斤计重之文，下笔时偶尔失检也。此疑如确，则凡他言金若干斤者，又安知其不有为两字之误者邪？（史之言金，又有不著其为斤抑为两者，如第十九章第二节所引：范宁言并兼之士，一宴之馔，费过十金；《谢安传》言其肴馔屡费百金是也。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或无甚变动，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何曾食日万钱，时人已视为极侈，《范宁》、《谢安传》所云，若以斤计则其所费，又将十百于曾，虽侈不容至是，其必以两计可知。《北齐书·慕容俨传》言：俨斩侯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俨传》之辞，全不足信，说已见前，即谓造作言语，亦当按切情势，仍可考见事实，则以宋明帝赎晋熙王之事例之，亦必以两计无疑。至如第一节所引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等，则系循行文之便，约略言之，不容凿求其数也。）黄金有常形制，或为挺，或为饼，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武陵王纪黄金以一斤为饼，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杨运长等密以金饼赐沈攸之佐吏，见第九章第九节。《北齐书·陈元康传》言，世宗以元康进计征颍城而克，赏以金百挺。《祖珽传》言：文襄遇害，元康被伤，使珽作书属家累事，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挺，惟与喜二挺，余尽自入。《北史·李幼廉传》：（《北齐书》之李稚廉。）出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幼廉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则挺、饼二者，晋、南北朝之世，固犹通行。窃意此等沿袭旧形制之金，其重必以斤计。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赏赐、购募，赠遗、货赂，间或藉以为用。民间所用，并是散碎，则皆以两计。亦犹近世富家藏金薄、银挺，人间寻常用碎银也。

    北周武帝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在币制方面，他先后三次铸钱：561年铸“布泉”，574年铸“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被誉为六朝钱币之冠，在我国和世界的铸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金银零星使用见于史者，以兵乱时赏赐将士者为最多，即此可以推见民间使用之情形矣。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宋书·本纪》。《天文志》事在八月癸卯。）休范之叛，皇大后、大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侯景之难，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时有一小儿，请以飞传致消息。乃作数千丈绳，缀纸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口：若有得送援军者，赏银百两。（《魏书·岛夷传》。）陈高祖讨王僧辩，密具袍数千领，及采帛、金银，以为赏赐之具。淳于量、吴明彻等讨华晈，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周罗平山贼，宣帝赐之金银二千两。叔陵作乱，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贺若弼进钟山，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及战，弼躬当鲁广达，窘而复振。而陈兵得人头，皆走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势交，便败走，陈军遂溃。任忠驰入台见后主。后主与之金两縢，曰：“为我南岸募人，犹可一战。”周武帝伐齐，齐王宪上金宝一十六件，以助军资。及入并州，出齐宫中金银，班赐将士。皆战时用金银赏赐之事也。徐陵之迁吏部尚书也，冒进求官者，喧竞不已，陵乃为书宣示，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可见赏赐本以钱绢为主，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银，又不得已，乃代之以官阶矣。此等赏赐，必不能用铤饼，必皆用金钗及器物等以充之，其物既小，分赋又多，其不能以斤计而以两计，亦势使然也。而民间之使用金银视此矣。金银本无用之物，贵族之宝之，大抵皆用为装饰。（装饰有为礼制所许者，如晋之五路，皆饰以金；又汉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至晋乃代之以木，贵者用玉首，贱者则以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是也。见《晋书·舆服志》。《齐书·舆服志》云：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盖反以为俭矣。然非礼之用实多。《齐书·萧颍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