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 (第5/6页)

《明神宗实录》卷125、330）

    国家财政困难是事实，而修复宫殿也需要资金，那么银子如何筹处呢？

    神宗提出，要么“加派小民”，要么“取足商税”。

    “加派”也就是增加田赋，世宗、神宗两朝都有过短期施行。到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事一起，神宗又立刻批准加派辽饷。

    可见，万历皇帝的“不忍加派”说，只是一种借口或威胁。

    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张居正死后，“正额主义”财政政策的难以维持。以苏松二府为例，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共逋欠金花银48万两。逋赋难以解决，正额无法保证，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资金，就只能另辟蹊径，走“开源”路线了。

    从明代中后期财政结构的角度考虑，矿税监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对明代财政收入结构过分依靠土地税（田赋），忽视商业税，以及晚明工商业迅猛发展事实的一种不成熟的应对和调整。

    比如，学者林枫认为，“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设计存在着种种缺陷，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

    这从侧面印证，明代税收结构过分依赖于土地税，正赋逋欠，难以解决，财政用度不足，皇帝“被迫”开辟新税源（商税），直接与中央、地方政府争夺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晚明逋赋是万历矿税监之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上看，万历君臣在矿税问题上还是缺乏理性认识。

    皇帝想法设法扩大自己的“私人”收入；而士大夫则坚持限制皇权的肆意妄为，特别是对国库的任意提取。双方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认识也无法取得一致，导致本来可以从制度层面有效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途径，走上了最野蛮的社会掠夺道路。

    而从结果上看，矿税监之派给国家和社会均造成了巨大危害，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影响了正额税收，导致逋赋更加严重。在当时士大夫谏止矿税的奏疏中，即充分谈到了这层忧虑。

    万历二十七年，吏部尚书李戴等上疏指出，由于矿税监之派，“天下赋役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

    特别是万历批准矿税监搜括地方“无碍银两”之奏，“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为无碍，亦将指有银为无银。必将正项公银，俱充进献。公用无措，又派民间，库藏既空，闾阎亦敝”。

    二十八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疏谏矿税时揭露“各省直督矿税者，穿凿劫吓，务实所报，矿不必洞，而税不必商，凡民肌髓髑髅，兵陇阡陌，皆称矿砂，而官及四民，皆列市贩。向所为军国正供，尽竭于此，而正供必不能输”。

    二十九年，苏松税监孙隆激起苏州“民变”后，应天巡抚曹时聘上疏解释事件原委，文末意味深长地指出“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即点明税监对于江南财赋完纳的负面影响。

    三十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历数矿税监之害，其中一条指出“国家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今尽括入jian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策而盐策薄，征赎锾而赎锾消。外府一空，司农若扫”。

    四十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针对太仓匮乏，皇室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上奏称“今方隅内困极矣，京师困商，秦困羊绒，晋困r，三吴困织造，豫章困磁，滇粤困金珠，楚蜀黔困木，加以貂珰之吮吸，旱潦之不时，势必至于逋欠。皇上何不拓免徽歙米税之心，尽罢诸税使，民得毕力于正供乎？”

    “夫平日既多方以开民自有之利，而岁祲又有以恤之，以是殿最邑令，责成郡守，犹有积逋难完者，臣不信也”。（《明神宗实录》卷340、354、361、502）

    不过，以上诸人罢矿税、完积逋的主张，均被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报。

    按照明人冯琦“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的比例计算，则“宫中入金300万两，矿税使勒索600万两，参随勒索900万两，无赖勒索1200万两，9年间总共3000万两，年平均达333万两。当时明朝的税收额为400万两，可以说农民每年被勒索83以上的税金。

    因此不仅没征收到原派遣矿税使目标的矿税，反而大幅度减少了户部征收的国家赋税”。

    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