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 (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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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地方政府以征火耗谋私利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随着一条鞭法在各地的施行，特别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将之推向全国，火耗问题更趋凸显，引起朝臣的警惕。万历十二年，御史朱光宇指出，“催科之弊在清火耗”。

    十六年，浙江抚按也建议“革火耗以严侵渔”。

    三十一年，户部议条鞭法，请饬有司奉行。其中也特别提到“官收官解，则严禁火耗、斛面”。

    至四十六年十一月，掌河南道御史房壮丽奏“自条鞭法行，州县派征钱粮，俱令花户自行纳柜，里书排年无所容其jian，法至善也。遵行日久，官府借口验封，加收火耗，至一钱二钱，屡经严禁不遵。今因东事加派，若将火耗一概禁革，小民必乐输将。

    ……乞敕下户部，咨行各抚按，令所属有司一应钱粮，听其自收自解，不许经手拆封，加收火耗。违者，抚按从重参处，追赃济边，则于吏治民生，胥有俾益”。

    不久，户部覆奏“有司征比钱粮，火耗加收渐重，请如御史言，亟行禁革”。

    而万历帝也承认“钱粮拆封加耗，乃近来通弊。顷因虏警，不得已量为加派，若有司再加朘削，民生何由得安？依议通行禁革。违者，着抚按官特疏纠参，追赃治罪，司道等官有隐匿不报的，一并参处，务期积习一清，称朕察吏安民之意”。（《明神宗实录》卷148、195、383、576、577）

    不过，地方钱粮征解过程中的加征火耗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熹宗初年，吏部尚书周嘉谟奏称，“近来有司贤者固多，不肖者往往而是。即如征收火耗一节，相沿成俗，牢不可破，甚至加二加三”。

    户部尚书汪应蛟也指出，“各处有司尚有借加派而增耗羡为利”。

    而明熹宗面对臣下奏请减免加派、织造或请帑，竟然也拿“火耗”问题来搪塞，提出“抚按各官果能严禁有司火耗侵渔馈遗诸弊，小民何至重困？”

    天启五年，户科给事中薛国观亦言“今天下民生之穷也，说者归咎于加派，臣窃归咎于火耗。虽抚按亦时申饬禁革，然而卒不可革者，则亦革其流而未革其源也。

    革源在于革司府。尝见州县差委官役押解钱粮，于司府每百两或重收二三两、四五两。及押解官役费尽，携来公添，分外稍有增费，旋返而指一科十，又重一番科敛，此何非司府官先作之俑乎？”（《明熹宗实录》卷2、24、58）

    清初顾炎武总结火耗之弊端，认为地方“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可见，火耗之征，大大增加了民间的纳税成本，是加剧晚明折银逋欠之又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过度加增“火耗”的禁令虽屡屡出台，但真正起到的限制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从未形成对这项“陋规”进行合理化改革，以将其纳入国家财政的有效收益机制。

    其本质原因还是晚明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分配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万历中期以降，最高统治者习于怠政、统治集团陷于党争，加上内忧外患，刀兵四起，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日渐衰退，对于火耗（也包括逋赋）问题的治理也就更“不可为”了。

    另外，万历年间的矿税监之派，与晚明逋赋也存在某些关联。

    首先，一般认为，万历朝矿税监之派的直接原因，除了万历帝本身“嗜财好利”的性格外，更主要的是万历二十年代的“三大征”和“两宫三殿火”造成的财政空虚。

    据《明史·陈增传》记载“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万历初，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严治逋赋，保证正额税收，到万历十年前后，“太仓有九年之积”、“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

    不过根据数据估计，仅“三大政”就耗费帑金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张居正的十年积累，被巨额军费消耗殆尽。当时财政空虚，确是事实。

    另据万历帝自己的解释，“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大学士沈一贯也迎合这种说法，称“今国计告诎，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税，诚不得已之心也。”只不过，他提议将征税之权交付“有司”管理，而反对矿税监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