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 (第3/6页)

蠲免，而各项冗费冗役，分外折干，及门摊、纳办、支应、常例等银，有司仍一概追征，不少减免，此科臣所谓‘两税输官者少，杂派输官者多’也。

    请命下咨行各省直抚按官，行府州县，每年春秋税额照常征派外，将均徭、里甲，及各衙门公费、公差，一应钱粮，但系小民出办者，通行查议，某项应减，某项应革，某项仍旧，分类开造，呈报酌议，务求省约，可行可久。

    而又在抚按力行查访，各有司有清约撙节，实心为民者，亟行奖励，否即参究。”（《明神宗实录》卷2、90）

    这里户部除了承认一条鞭法推行过程中存在种种弊端外，更明确地指出了地方政府对于“两税”正赋的关注明显不如地方“杂派”征收的积极性高。

    因为正赋大部分要起运别处，存留部分本就不足地方之用，一遇灾荒还要遭蠲免，对于地方财政来说，难以依靠。

    而一条鞭法使原来编排地方的徭役、杂派均以货币形式征收，可供地方政府支配，其可靠程度要远高于正赋收入。

    因此，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税输官者少，杂派输官者多”的情况。

    换句话说，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赋役改革，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政自主权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也削弱了其对于国家正赋催征解纳的动力。

    其次，一条鞭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赋役统一征银上纳。其导致逋赋加剧的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物价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火耗”。

    据孟森先生解释，“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熔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

    从本质上来说，火耗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夫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顾炎武认为，“火耗”之说虽不知起于何时，但必然始于“征银之代”。（顾炎武《钱粮论》）

    “火耗”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据《元史》载“诸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其有巧立名色，广取用钱及多秤金数，克除火耗，为民害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之”。（《元史》卷104）

    明初为推行钞法，一度禁止民间用银。直到正统元年开银禁，赋役征银程度逐渐提高，火耗问题才浮出水面。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总督南京粮储右副都御史叶贽言“湖广地方灾伤，京粮未完，先帝（时孝宗崩，武宗在位）下所司议处，石折银六钱，所以宽民之力也。今南京户部复令加纳火耗，重困贫民”。

    户部覆议“旧例，京库之银，石折二钱五分，以其颇轻，故有火耗之加。其以灾伤折银者，止收正数，不得妄加”。（《明武宗实录》卷7）

    从中可知，正统以后，明朝逐渐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旧例），即石折二钱五分的折粮银（金花银）允许加征火耗，而灾折之银，则只取正数。

    据黄阿明考证，明代官方规定地方政府将征收到的税银煎成银锭解纳中央府库，始于嘉靖八年的户部奏准。（《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

    而从《明实录》中的记载可知，“火耗”一词，正是在嘉靖朝才开始大规模出现的。

    这也跟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赋役改革进程基本一致。

    赋役征银后，由于熔铸银锭并解送中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损失，因此火耗的加征存在其合理性。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以此名义额外所征之银，往往大于真正所需之“耗”，这多出部分，称“羡余”，可以用来弥补地方经费之不足或侵吞肥己。

    当初，周忱在江南通过“牵耗法”和“济农仓”，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大量实物“羡余”，结果被攻击为“不遵成规，妄意更变，专擅征科，掊多益寡”，“通同官吏，妄费钱粮”。最终，周忱因此罢官，而地方政府征收“羡余”也被冠以违法而严令禁止。

    不过，到了白银时代，地方政府通过“火耗”获取“羡余”的机会和空间更大，治理起来也更为困难。

    嘉靖二十八年，户科都给事中罗崇奎指出，由于各省钱粮都掌握在左布政使手中，容易产生滋生贪腐问题，其下手之处，正在耗羡——“支调烦则有增减羡余之积，事权一则有欺隐自便之私”，因此提议巡按加强对各省钱粮的盘查。

    左都御史屠侨等覆议时也指出“自今布政司钱粮出纳，不得以火耗公用为名，额外多取”。（《明世宗实录》卷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