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 (第5/7页)

所不同，但实际上，三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仁宗“旧臣”。

    其中周干在永乐初年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期间曾巡按北京，“宽厚有大体，见知皇太子”，永乐七年，朱高炽特擢周干为东宫官——左春坊左中允，留之左右。

    胡概亦有类似经历。胡概，江西丰城人，本姓熊，幼孤，随母改嫁，遂冒胡姓。后宣德四年曾奏请复熊姓。“仁宗监国时，尝命概以御史署刑部，知其贤，故有是命。”

    叶春，浙江海盐人，吏员出身，也曾在永乐二十二年五月时得到太子朱高炽提拔，由两淮盐运使升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

    因此，这次巡行江南者，均是仁宗心腹，肩负重要使命，迈出了整顿江南财赋的重要一步。

    此次巡行江南历时近八个月，三人于洪熙元年润七月还朝复命时，仁宗已于三个月前驾崩，于是周干等人向新君——宣宗朱瞻基详细汇报了这次江南之行的考察结果

    “臣窃见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所致。

    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顷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

    又如杭之仁和、海宁、苏之昆山，自永乐十二年以来，海水沦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余顷，逮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出？常又无锡等县，洪武中没入公侯田庄，其农具、车牛给付耕佃人用，纳税经今年久，牛皆死，农具及车皆腐朽已尽，而有司犹责税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

    粮长之设，专以催征税粮，近者常、镇、苏、松、湖、杭等府无籍之徒，营充粮长，专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倍量之，又立样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数付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着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

    连年逋负，倘遇恩免，利归粮长，小民全不沾恩，积习成风，以为得计。巡检之设，从以弓兵，本用盘诘jian细，缉捕盗贼。常、镇、苏、松、嘉、湖、杭等府巡检司弓兵，不由府县佥充，多是有力大户令义男家人营谋充当，专一在乡设计害民，占据田产，骗要子女，稍有不从，辄加以拒捕、私盐之名，各执兵仗，围绕其家擒获，以多浆快舡装送司监收，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必厌其意乃已，不然，即声言起解赴京中，途绝其饮食，或戕害致死，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粮长、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

    臣等覆勘，信如所言。若欲斯民各得其所，必命有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地与农具车牛无存者，悉除其税。

    如此则田地无抛荒之患，官府无暴横之征，而细民得以安生矣。乞禁约粮长，不许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止是催征，毋得包收揽纳。巡检司弓兵从府县佥充，将佥过姓名榜示，以革其弊。民人出入，不许带伴当五人以上，乘四橹多桨船只，如此则粮无侵渔之弊，豪强无暴虐之毒，而细民安业矣。

    此事虽小，而为害实大，不特此也，豪强兼并，游惰无赖之徒为民害者尤重，众究其所以，亦由府县多不得人，乞敕所司，慎选贤才，授守令之任，抚字存恤，仍命在廷大臣一员往来巡抚，务去凶顽，扶植良善，而后治效可兴也。”

    总体看来，周干等人认为，当时江南地区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当地纳税人口的大量逃亡，而这一结果根源于“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

    所谓“官府弊政”主要指洪武年间遗留下来的官田重赋问题，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没官田重赋之弊；

    其二是还官田重赋之弊；

    其三是被海水侵蚀沦陷的官民田地并未豁除，仍然课税如故；

    其四是发给承租官田农户的牛、农具、车等生产资料随着时间推移而折损消耗之后，并无及时补充，导致农户生产效率大减，却依旧科以重税。

    以上官田重赋导致小民难以负担，纷纷逃亡。

    如果说前两项是制度问题，后两项则主要是管理问题。

    以上主要是官方责任。此外还有粮长、巡检司弓兵所代表的“半官方”势力的以权谋私，虐民害民问题。

    针对以上社会问题，周干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减赋和加强对粮长、弓兵的管理。

    但归根结底，“府县多不得人”的问题不解决，任何政策也无法顺利推行。

    因此，周干提出，一方面“慎选贤才，授守令之任，抚字存恤”，另一方面，“命在廷大臣一员往来巡抚，务去凶顽，扶植良善”。也就是说，在江南设置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