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 (第4/7页)

，从江南治水的过程来看，朱棣对原有江南地方官并不信任，所以才派部院大臣赴江南提督。在了解地方灾情时，他也要综合比较钦差和常设地方官等诸方面的汇报和意见，借此监督臣下工作。

    比如，赵居任汇报江南丰收无雨，献祥瑞，而巡按御史、浙江按察司官则弹劾赵居任隐瞒江南灾情，朱棣就可以派出第三方势力调查实情，以作为是否批准蠲免的依据。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朱棣的江南政策。朱棣登基伊始，首先将建文朝对江南地区的赋额减免政策推翻，继续维持江南重赋的局面，这跟朱棣“进取型”的内外政策有关。

    永乐一朝，征蒙古、征安南、下西洋、迁国都，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大举动，势必需要江南这个“纳税大户”的全力支持。永乐朝平均3200万石的税粮收入也创造了有明一代的最高记录。

    江南官民由于重赋、天灾等压力，难免也寄希望于朝廷加大蠲免力度，因此在报灾时也可能存在高报甚至谎报的情况。

    赵居任代表朝廷利益，一定程度上打压报灾级别，客观上有利于维持朝廷的重赋政策和财政收入，使蠲免政策更富弹性。

    基于上述原因，朱棣得以纵容“佞上而不恤下”的赵居任在江南地区长期供职。而当赵居任病卒后，朱棣旋即升浙江布政司右参议岳福为通政司左通政，接替赵居任治水督农。

    而这个岳福也是个“老疾不任事”之辈，对于江南水利和农务督理作用有限，却也在任七年之久，直到宣宗即位后才被召还致仕。

    以朱棣如此善于用人的英主，却连续选择位年老体衰、不作为的大臣负责江南治水督农大任，看似令人迷惑，实乃蕴含深意的“帝王之术”。

    当然，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这也跟永乐中后期，朱棣忙于迁都和北征事宜，对江南疏于管理有一定关系。

    永乐三年，江南治水工程结束后，朱棣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到北方，特别是迁都和北征。

    永乐七年北巡，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五次亲征漠北，加上营建北京，永乐十五年以后，朱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方度过的，对江南的直接管理十分有限。

    南京以太子朱高炽留守，因其陷于与汉王朱高煦的“储贰之争”，自身难保，为免遭猜忌，也不敢有所搌布。

    尽管江南地区除原有布按府县、巡按御史监管外，还设有治水督农大臣，但其职权实在有限，供职之人也能力平平，不足以肩负起管控江南财赋的大任。

    管理失当加上原有江南官田重赋在北运漕粮后更趋严重，江南田赋逋欠问题日益凸显，并进而影响到仁宣以后的江南政策。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戎马一生的永乐大帝于第五次北征蒙古途中病逝。

    是年八月，朱高炽于北京登基继位。

    十二月，监察御史胡启先上疏，对当时以勋戚、太监、文臣联合守备南京的做法提出质疑，其言“南京龙蟠虎踞之势，长江天堑之险，国家根本所在，若使臣下镇之，是授以控御之柄，伏乞命皇太子留守，以系人心，以固邦本。”（《明仁宗实录》卷6）

    在永乐朝的二十年余间，长期留守南京的朱高炽，对江南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他深知帝都迁于北方后，难以对江南财赋区采取有效地直接管理。

    而清理日益严重的江南逋赋更是刻不容缓，故即位数月后，仁宗就将还都南京提上日程“（洪熙元年二月）戊戌，将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明史》卷8）

    四月，以南京屡地震，派太子朱瞻基居守，算是前期准备。

    而在此之前，仁宗想到了父亲的老办法——遣官巡视。

    所谓遣官巡视，俗称“钦差”，即派臣子代表皇帝巡行地方，以完成某项特殊使命。此种做法，自古有之。就明代来说，洪武、建文、永乐诸朝均有先例。

    比如，永乐朝就曾多次派朝臣赴各地“巡视”，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两次，其一是永乐元年派遣监察御史袁纲、给事中朱亮等分诣直隶府州及浙江等布政司，抚按军民。

    其二是永乐十九年派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

    两次巡视都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前者伴随于“靖难”登基之后，后者则发生于迁都北京，特别是三殿火灾之后，都是为防止政局不稳，确有“安抚民心”之意。

    洪熙元年正月，在即位五个月后，仁宗于北京颁布敕令，以南方诸郡“民众远，情难上通”为由，特遣广西右布政使周干、广东按察使胡概、四川右参政叶春巡视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杭州、嘉兴八府，“其军民安否何似，何弊当去，何利当建，审求其故，具以实闻”（《明仁宗实录》卷6）

    表面看来，周、胡、叶三人均为外省布、按正佐，与永乐年间尽遣部院科道等“朝臣”的做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