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 (第3/7页)

后的俞士吉（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官品职位均与赵居任（左通政，正四品）相当，作为最早赴江南治水的元老之一，不一定甘心受赵领导。

    是故，直到五年五月俞士吉回朝后，赵居任才开始独当一面，而这一任期竟达十余年之久。（《明太宗实录》卷209）

    至此，永乐年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最终完成了由多人到一人，由临时性差遣向固定化常设的过渡。

    总体看来，夏原吉领导治水期间（永乐元年至三年），江南大型水利工程基本结束。

    而作为专职“治水督农官”的赵居任则主要负责提督江南府县治农官，带领各地民夫随时修筑、维护江南水利设施。

    比如永乐五年六月，赵居任受命督民修筑“复沦于江”的杭州府沿江堤岸。

    八年十二月，他又受命督领三万七千四百余人修复了苏州府吴江县境内“连年土石坍塌，桥梁断坏”的石塘官路。

    此外，他还有逐年按时通报江南各地收成、灾荒情况的职责。

    不过，此事也暴露出赵居任为官和为人的一个巨大缺陷——“佞上而不恤下”。

    永乐八年二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焕上疏揭露赵居任隐瞒苏州、湖州等地“田之荒芜者甚众”的情况，“乃于乌程县熟田内简稻穗繁者，数其颗粒，及三百之上为秉以闻，谓为‘丰稔太平之瑞’”，要求降罪责罚。

    当时朱棣正北征蒙古，留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曰“此人非独罔上，且残刻，为民所恶。然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其封此章示之，令自省。”算是给赵口头警告。

    不过，赵居任并未收敛，依旧我行我素。

    永乐十年，浙西大水，田苗无收，赵居任“匿不以闻，而逼民输税”。遭到浙江按察使周新的弹劾。

    朱棣就此事询问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对曰“赵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荒伤，按察之言未可悉信”。

    朱棣未罪赵居任，但已开始怀疑，遣人覆视灾情，“但苗坏于水者，蠲其税，民被水甚者，官发粟赈之”。

    十一月，赵居任上疏辩解，称苏州水灾的消息是不法逃军的妄言，目的是“乞免秋粮”。“且今岁苏田少水，而jian民多私决堤防，车水入田，以坏禾稼，冀苟免税粮耳。请俱罪之。”

    而朱棣认为，赵居任所言有人“决堤车水求免税粮”的说法不符合常理，“盖与其劳力决堤车水，曷若劳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己，岂肯以一废九，自受饥馁耶？殆非人情！且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言浙西水潦，赵居任不恤民隐。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视之。”

    最终，朱棣蠲免了苏、嘉、湖等府受灾属县当年税粮三十余万石，也证明了赵居任所言不实。

    等到永乐十三年，赵居任再奏“苏松等六府，自春及秋，雨旸不愆，民乐耕作，比之往岁，实为丰年”时，朱棣已全然不信，谓夏原吉等曰“居任为人虽颇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验视，毋为所欺。”

    “不恤下”除了隐瞒江南灾情外，还有滥用民力一端，谓其“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赵居任在江南十余年，民怨颇深，以至于永乐十七年病卒任上时，江南各地竟然“民用慰悦”。（《明太宗实录》卷68、111、101、129、134）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分析既然朱棣早就开始怀疑赵居任“佞上而不恤下”的行径，却为何一直都不曾责罚或遣官替换呢？

    实际上，这与朱棣的用人习惯及其江南政策有关。

    朱棣以藩王起兵，通过政变形式夺取政权，朝廷之中势必有相当一部分人骨子里不认同朱棣的统治。

    而朱棣藩邸没有足够的人才资源，不得不从建文旧臣中挑选，这就需要一个考察的过程。

    大体看来，朱棣的用人原则有三一是忠心，二是清廉，三是才干。

    从江南治水督农官由数人到一人的发展过程来看，也能证明以上推论夏原吉、俞士吉、李士郁、宋性、袁复、赵居任无一例外皆是前朝旧臣，在数次派赴江南的过程中，朱棣通过明察（陈瑛）暗访（姚广孝），基本了解到诸人的品行和工作能力，于是将忠、廉、才俱佳的夏原吉调回身边，予以大任；将李士郁、宋性调往他职（大概因二人才能欠佳）；将“贪受货赂”的袁复、俞士吉下狱问罪。

    只有一向工作勤奋，且有“清介”之名的赵居任，最终赢得了朱棣信任，得以在江南长久供职。赵居任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且有“佞上而不恤下”的行径，但其“报丰稔”、“献祥瑞”的举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朱棣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有夏原吉在朝中为之辩解，因而能不受责罚，安于其位。类似情况还有曲意献媚的俞士吉，虽曾遭朱棣训斥，却也并未受太大责罚。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