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析毛文龙意图与皇太极联手攻明说 (第7/9页)

辽民各寻旧居，不亦善乎？’得男以此告于平安兵使尹璁，璁乃驰启曰“近观毛营举措，未知前头有何事也云”。

    《乱中杂录》则记载“二十日，守陴及唐人二十名出自椴岛，还向沈阳。目见真鞑去时悬鹤百结，今来并着裘帛，因问往来情形，答曰‘汗书与毛将军请和之意，答书之意，汗既与朝鲜相和，今又与我请和，我将奏知皇朝，得实回答。但今已冬深，各寻其地似难矣。汗如真请和好，则待春暖，汗军卷还本巢，辽地永矿，辽人尽还旧基，然后我当以此意奏知皇上矣。汗之实情，回答审详云云。厚待来鞑，各给新件裘帛衣裳，且与物货，偕带俺等，复送沈阳云’”。

    毛文龙既厚待来使，又供应物货，其讨好皇太极之意不言自明。

    但是所派使臣却谎称，皇太极有意讲和，毛文龙提出讲和的条件是后金要归还辽东。

    据《续杂录》记载，崇祯元年十二月，朝鲜译官李贤男问毛文龙“近日奴中信使络绎，缘何事乎”，毛文龙的回答是‘‘刘海妻子率来事往来”。

    毛文龙及其使臣这种低劣的慌言当然骗不了朝鲜人，故朝鲜人认为“近察毛营事状，极其测，未知前头有何举措。称以和事，往事網缪，只听渠等孟浪之说，诚未得其实状”，也就是说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朝鲜人的怀疑是很正确的，毛文龙在信中示科廓被执不关己事，愿意与皇太极共谋携手攻明的大事，请求遣人前来密商

    “毛文龙再拜致书，至于前遣官赍书议和一事，我曾有言，自今始议，我皆一一承认，凡事我皆承当等语。我与尔彼此能罢兵休战，共享太平，则我心中不胜喜悦。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來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今将阔科未能送还，空口无凭，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心意，本欲与汗及诸贝勒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圣汗与诸贝勒转战四方，欲何时可成大事乎？皆尔等胸无计谋故耳。

    我与汗及诸贝勒共议国家大事，则同享幸福，名垂万世。但不知汗与诸贝勒信否？倘纳我言，这遣人密商，此言无稍虚伪。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好汉作事，向与常人异，大事成之后方见善心。书不尽言。”（《满文老档·太宗朝》）

    皇太极的回信史籍无载。

    但据《承政院日记》仁祖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铁山府目报“都督差人一名，胡人一名，往向胡地事”。

    可见十二月时毛文龙又有遣使答书。

    但是不管毛文龙如何以协力攻明的美好前景来吸引皇太极，皇太极对毛文龙的猜疑之心始终存在。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十二月壬辰载，后金使臣英俄尔仿出使朝鲜，与朝鲜人朴璇密语“前者三侍郎问及与毛将相通之事，而来时不禀于汗，而卒然问之。我国法令甚严，两差在座，不敢以实对矣。贵国既以诚信相待，何敢有隐？与毛相通，果有之，而非如与贵国以信相和，彼欲战我，我欲战彼”。

    由此可见其猜忌之深，皇太极又派兵袭杀蛇浦屯种的毛兵。

    此役毛文龙发塘称“大清遣兵至铁山，索刘爱塔兄弟及王得库等”。

    为了此事，崇祯二年三月，毛文龙致书皇太极以示抗议

    “阅汗来书，甚感不解。其骄恣失信，俾人生疑之处，我岂能不知乎？况议和之事，乃两国所愿，于两地有益之事，尔若不愿，则亦已耳！何以大言欺我？事成之前，尚且如此。一入陷讲之中，岂能以礼待我耶？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诚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

    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其后，尔三次遣使欲和。使臣至江之后，又杀我哨卒近百人。一面议和好密事，一面频攻铁山，屡行欺诈，反复无常。贤人未有似此特力妄行者，良可惊也。

    我虽庸才寡术，然居心纯正，毫无诳诈之心念，背天理之行。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民人之耳目耶？

    《论语》载‘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不曾闻之乎？本欲遣人观察尔愿和与否之情形，若不愿和，则各思深远之计。今阅来书，人之从善从恶，唯在于天，不在于人也。

    惜哉，先前致书所提之事，未有一次相报，而以巧言相欺，是必欲与我为敌也，诚然如此，我亦闻之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