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 (第4/6页)

而随以庄语折之，云‘当今三空四尽之时，佛首之金不可洗，针芒之铁不可削，势必汰冗员、去老弱，节一切糜，以佐国家之急”，对此毛文龙只是“拱手唯唯也”。

    毛文龙拿出军册，中有六万二千余数，逐名清点则只有三万有奇，毛文龙解释说“尚有出哨者、设防者与夫屯种等兵，并悬岛阻绝之区，未悉传调也。”

    黄中色于四月十三日具文上报登抚孙国桢称岛兵有三万有奇，请酌议题奏。

    黄中色完事返回，于六月二十三日上疏称核实东江兵有三万六千余名，得旨“海岛兵数尚未确然，着速酌定应存实数，以便发饷”。

    这次查阅实际上只清查了皮岛的兵马，未能遍阅各岛兵丁。毛文龙因而上疏辩驳“饷臣黄中色查简壮实堪战兵三万六千余名，此止就本岛各营所隶步伍之数也。若云从、铁山、昌城、满浦、猜、鹿、三山、旅顺诸岛，并出哨屯种等官兵，并未实核，遂不肯竟查阅之局，将虑无饷而兵哗难制耶？

    臣业己戒令弗哗矣。将虑各岛未必听查耶？臣业己原同饷臣逐岛听查矣。今止阅皮岛兵丁，而各岛执不肯往，以一岛兵丁之数，谓各岛兵丁统在其中，昧良心甚矣”。（《崇祯长编》卷11）

    毛文龙再次提出“各岛兵丁精壮者合计实有十五万余”可是这种将整个东江镇人口数冒充兵数的拙劣伎俩没有瞒过崇祯，故旨云“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难与内地佥募额饷相同。文龙宜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藉口，朕甚望之”。

    五月十八日，登州海防道王廷试奉旨开洋航海到皮岛查核兵数，六月初八日在岛检阅。毛文龙又使出他一贯的阻挠点阅的伎俩，声称有警，派部将率军出防，以此为借口使道臣无法窥得东江士兵实数。

    如他在《崇祯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报》中说“据鹿岛副将王承鸾报称四王子发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关是实，卑职随即传南北坐营中军陈继盛、袭正祥等，各调水陆官兵间，倏接登莱海防道王廷试起马牌，于五月十八日，出海査核兵数，相应扬兵待阅，事系紧急，不敢坐视，但营伍不敢尽发，止挑每营精锐一二百名，大营或百名，立督上岸，相机剿击截杀”。

    王廷试不为毛文龙伎俩所惑，仍然坚持点阅。毛文龙还是老一套，一口咬定“原共有一十五万余，除在僻岛防守者分去大半，其所开经查，仅止六七万”，王廷试点阅皮岛兵称只有二万八千的部队，毛文龙甚感不平。

    王廷试“极道东民疲困，帑藏匮乏，且劝之以忠君爱国之心”，毛文龙不敢多言。王廷试回航便以二万八千的兵数向登抚孙国桢汇报。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9仁祖六年九月丙戌载，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召对时，适逢毛文龙遣使献俘，崇祯召兵部尚书王在晋问曰“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

    于是，黄中色、王廷试、孙国桢皆说“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

    七月二十六日，孙国桢向朝廷汇报东江兵数，得旨“海外兵数既定，准运饷八万石，不得重累东民”

    朝廷上下对毛文龙的虚兵冒饷早心照不宣，得知东江只有二万八千，并无毛文龙所说的十五万之众，一时间“岛兵之虚冒，久沸朝议”。（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饷额数疏》）

    兵数既定，派饷多少明廷意见不一。

    新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认为东江与关宁为犄角牵制之势，“今日照该道裁定二万八千派饷，每兵照关宁一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岁该银十六两八钱，米六石。二万八千名，共该银四十七万零四百两，米一十六万八千石”。（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覆登抚督师台省核定东江饷额数疏》）

    袁崇焕的意见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东江士兵出生入死，捣袭敌后，是应该与关宁同等待遇，这样才能“鼓牵制之气”。

    但是朝廷的科道官认为东江兵既然只有原报十五万的五分之一，那么按兵算想，饷应该也是旧说百万的五分之一，即本折二十万足矣，又说东江根本不能牵制，那么就不能依关宁例厚养。

    崇祯旨意是按照袁崇焕的说法给饷额，但是户部认为“东江之役，八年于兹，羞尔奴酋，若不知有所谓牵制者，乃其兵以十五万为名，想已本折百万为额，非举朝累牍叩阍，道臣扬帆出海，侈口虚张，终何纪极”，为了节省计，户部议定每兵月饷银七钱、米一斛，共本折一两三钱，一年兵饷本折共二十三万五千二百两、米一十六万八千石，“较之关门虽若不足，例之各边，似为有余”。

    十一月，“户部覆道臣王廷试核实东江额兵，仅二万八千，原无十五万之数。就兵额饷，通官俸布疋花红廪饩运价，每岁该银三十五万四百六十两，米十六万八千石。登饷二十万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