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 (第5/6页)

报裁六万六千余两，应扣支皇赏十五万两，只应给五万六千两，余银四万四千两，充元年折色”，得旨“俱如议行”，又说“毛文龙宜从新策励，实图报效，不得但以牵制虚声，藉口塞责”。（《崇祯长编》卷15）

    东江兵饷已裁减如此，朝廷的舆论还以为不够，所谓“第闻舆论多有未协，云冒滥如初”，“窃闻在朝舆论尚有以臣所定之数为浮溢者”。

    在他们看来，“东江之冒滥，人人而知之也”，“东江兵饷冒滥，举朝皆为不平，而核兵可以节饷，此正人人瞩目之时也”。

    他们尚欲将兵饷裁减至月饷本折一两三钱之内，崇祯的意思是“毛文龙果能扼要捣虚，著有实迹，朕何靳此钱粟，以养战士，且策后效，不必会议再减”。（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乞敕覆议再减东江额饷疏》）

    饷额既定，崇祯命从崇祯元年起按照新定额数解发东江军饷，但是“天启七年以前所运发者，举朝犹以冒滥有遗议焉”。（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4《题覆东江改运道设饷司疏》）

    舆论方主裁减，而毛文龙却又差官蔡承薰、朱良佐入京，咨文户部，要求清理旧欠，“合找支运价等项，粮饷一十六万七千七百余两，及该找尖耗晒飏米七万五千余石”，又索天启七年所欠南北官俸粮并京库欠饷共三万七千二百余两，甚至声称累年积欠客商粮货至二百零七万九千余两，请照数补解出海。

    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诉苦，崇祯的旨意是“岛兵已经裁定，发饷务照新额，不必议找旧欠”。

    崇祯元年九月，毛文龙接到户部札付的河南道御史范复粹奏本为海外兵想宜核奉旨往查宜确等事，该奏本奉圣旨，“海外额兵给饷，颇属救弊良法，俟道臣王廷试回日覆奏行……毛文龙虚糜岁饷，报国安在？着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毛文龙上疏开列历年所收粮饷，又极为自己冒滥叫屈

    “如年来本折四十万，南兵辽兵，均藉其食。至于赏功抚夷，买修船只，种本、马料、皮张、火器、盗甲、弓箭之类，皆在此本折四十万内，而不比腹内各边额兵额饷、行粮月粮、马匹草料件件按月给发同也。又不知虽有本折四十万而不得三十万之实用。

    粮船遭厢，每年定坏二十余只，或有人船俱没者，或有船没人存者。既经报查，不得不怜其流离困苦，出与实收，其后运。且有jian弁侵渔，或有领饷买办军需而辄花费，甘拼此身打夹追者，莫不在此本折数内。

    至于海外衣食，无一不贵，大米一石价值二两五钱，青布一尺价及四钱。咬薑呼醋，何等辛酸！一时边报紧急，粮饷不至，只得将脸面向客赊借米麦。

    赴敌擒斩有功，又要设法犒赏，以为戮力者之劝。边例活擒达贼一名，赏银一百两，斩级一颗，赏银五十两，臣镇八年，斩级活擒计约一万有余。若循边例功赏，又不知省朝廷几许金钱矣。

    然臣之苦心如此，焦劳如此，省费如此，偏不见怜于廊庙，而反受冤于冒滥也……今春饷部黄中色至岛，极论粮饷艰难，劝臣汰兵，仅以六万余报道臣王廷试查阅，又逼臣汰兵发过山东，且复削至二万八千矣。

    向臣自据目前十五余万之众，口口以钱粮为少，独庙堂不信兵多，言言以钱粮为费，无异为市争价，两不相下，交易终无成日。此臣只以此心求天知声明知，不敢向人复辨一语”（《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先是崇祯元年十月毛文龙塘报刘兴祚归降，称有“二十余万之精锐”，崇祯深为质疑。

    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移咨登莱道臣王廷试称要求东江兵饷必须按关宁之例，决不可减

    “东江数年以来，兵口数向无定额，贵道奉旨额定二万八千之数也。又见户部题覆督师疏题东江兵二万八千，派饷依照关宁，每兵一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户部覆疏每月银七钱、米一斛，不依督师议照关宁为例。本镇揣辽事，委可担当，定额无容再议，而粮饷必须照依关宁，丝毫颗粒决不可缩，饷额恢复事不容缓，马匹、火药、器械又更急于星火”

    闰四月，毛文龙上疏辨冒饷

    “当事者但知文墨议论，不俯念孤臣支吾之苦。

    其司计之臣，复借名色应付，以水脚运价，俱作实给之军需，自八年以来，共收本色一百二十万八千有奇，折色一百四十万一千三百余两，名实不相应。

    日夕作饅粥苟全性命，一切米豆布帛之类，不得不转贷于四方之商贩，俟饷到而偿之。而岁饷竟无音耗，部中所少臣之饷，应找尖耗晒飏本色七万五千有奇，折色一十六万七千七百余两，又不给发。

    夫部中发饷，有移文在，收饷有实收，此纤毫不爽者。其间或有部己发而未收，非吏书之jian弊，即解官之侵渔，甚有那辏别用而不补解，奈何以军国重务，付之说鬼说梦之场哉！

    且一兵给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此定额也，乃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