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 (第3/6页)

疏论及移镇，认为应分东江一半兵据守盖州套“诸臣每怀东顾之忧，因有移镇之请。臣谓兵饷宜核，移镇宜酌，诚熟计之。毛文龙何难移哉？

    但数万生灵，谁非赤子，无处安插，必各据一岛，散而为寇，岂直登莱受祸，即劫朝鲜而生日本之心，东忧方大也。

    臣每念东事，知守盖套之议无烦再计，然守盖套必先守南、北汛口，宜将文龙岛兵分一半于其子承禄以守讯口，以成南卫逼敌之势，仍令文龙驻于皮岛，以终东江牵制之名。度文龙父子必不秦越视而水火构也”。得旨“是之”。（《崇祯长编》卷7）

    不过据守盖州套一说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四月，兵部覆东江移镇疏言“东江一旅未可轻撤，但一应兵马、钱粮、将领俱应听登抚统辖，其屯田、移驻还着督师抚镇会议确当，登抚仍择风力司道渡海查兵数以定粮额”。诏旨“如议行”（《崇祯长编》卷8）

    崇祯初这次移镇诉请的流产其直接原因是力主移镇盖州套的阎鸣泰的去职，不主张移镇、“力护”毛文龙的王在晋取代为兵部尚书，同时当时辽东督师王之臣也有异议，明廷内部意见仍有参商。

    间接的原因是毛文龙坚决反对移镇。为了不离开这个安乐窝，他诡辩道不知盖套四围沙漠，无地樵苏，且隔海百里，粮草难继，此兵志所忌之地也”。

    事实上，盖州卫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控扼海岛，翼带镇城，井邑骈列，称为殷阜，论者以为辽东根柢，允矣”（《读史方舆纪要》卷37《山东八》）何来四周沙漠？辽东未失之前，海运转输基本上在盖州套和北信口等地收卸，何来粮草难继？如果毛文龙纯心灭敌，那么移镇盖州可以得到朝廷更好的军饷接济，又可以更好地安民兴屯，且可与山海关、宁远更好地犄角呼应，何乐而不为？正是因为此时的毛文龙己经“徒享富贵，无意进取”，为了不离开皮岛这个乐巢，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扯谎，千方百计阻扰移镇。

    再谈清核东江兵马。

    崇祯登基，九边分发皇赏银，毛文龙以十五万兵额报上，索要五十万两，明廷君臣对此颇为怀疑。

    东江镇军饷天启六年额定本折五十七万，天启七年增加至一百万两（登莱兵饷、召买、脚价等费皆在内），这使户部官员倍感“接济无术”。

    当时明廷财政已经非常窘困，不算逋欠，加派新饷正项杂项每年共三百九十万，但是每年关宁军饷出数已有五百二十余万，出浮于入如此，如何能再支给东江这百万粮饷？

    势必只有缩兵就饷之法。这样，清核兵马钱粮不受核的东江镇以定额供应成为舆论共同的话题。

    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江西道御史张养题为元历伊始圣治维新谨效葛襄仰资末议事，奉圣旨“东江核定兵数以为饷计，俱酌确议具复”。（《圣朝新政要略》卷6）

    二十九日，兵部一本为仰遵圣谕事，奉圣旨“东江兵数今登抚会同毛镇汇册报部”。

    二月初六日，督师王之臣题东事结局事，奉圣旨“毛帅兵饷，作何查核，酌量该部查看议来说”。（《圣朝新政要略》卷7）

    二十四日，河南道御史范复粹条陈海疆七事，中云“海外之兵宜核”，得旨“下所司酌议”（《崇祯长编》卷6）

    三月初四日，兵部覆江西道御史张养疏言“东江之兵前凭使臣王梦尹之疏，是以开报一十五万，今欲再查的数，应听登莱抚臣就近差官渡海，将所解呈赏唱名给散，类册报部，庶免冒滥之弥，臣部不敢遥度也”。（《崇祯长编》卷7）

    崇祯同意兵部的题覆，下旨令登莱巡抚差官渡海清核。

    四月十五日，登莱巡抚孙国桢上疏陈六事，“一额定东江兵数，定数若干，按籍输师，其余尽发各岛屯种”，“有力者听其自便，无力者官贷牛种，初年免征，次年半征，三年全征，以安流移之众，以省输挽之烦”。得旨“下所司确议具覆”。（《崇祯长编》卷8）

    兵科给事中张鼐延题为天开圣明边疆多故敬陈兵食剿抚事宜以裨安攘廓清大计事，奉圣旨“东江须得人清核兵饷，朕既委该督抚等官，权不中制”。

    崇祯元年四月初，专理东江饷务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奉命到皮岛点阅兵马。

    黄中色“以都督缩坐绝岛为非”，与朝鲜问安使一见面便说“毛帅拥兵久住贵国，想必多扰害之事”，又固辞鲜王所赠礼物，鲜人“观其气色，则痛嫉毛帅，而辞不受，非有他意”。（《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

    黄中色又声明“事关军国，秉公持正；如使博综核之名，而故与镇臣为难，以败牵制之局，是则欺朝廷也；如猫鼠其眠，以镇臣为奇货，而欲居之，而欲党之，则欺之罪更甚。总分谊所不载，亦且私心之所不敢出也”。

    这样一位清廉铁面又对毛文龙不法早有耳闻的官员来清查兵数，毛文龙当然无行贿请托之可能。

    黄中色每见毛文龙，“即以和气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