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 (第2/6页)

陈必嫌题为进述微臣被陷之并及官受诬之苦仰祈圣膝疏》）

    崇祯二年二月，夏之令长子生员夏承为父亲被阉党冠以诋毁毛文龙名义逮杀而鸣不平“文龙孤军糜饷，虚张功伐，实国家一大蠹，今廷臣犹以撤还入告，奈何独以臣父之言为罪案？”（《颂天胪笔》卷20颂冤《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长男生员夏承谨奏为父枉死非刑奇冤莫白谨浙血陈情仰祈圣明俯赐昭雪以正国法以仲公道疏》）

    可见，当时毛文龙不能牵制、虚兵糜饷、杀降冒功等等已是一时公论。

    崇祯在潜邸时对毛文龙的功罪洞若观火，他的看法与舆论是一致的，我们从崇祯的诏旨便可看出这一点。

    当他即位初，毛文龙的阉党同伙丰城侯李承祚上疏为其颂功，崇祯的旨意是“毛文龙牵制之关，部科道臣自有公论，何必浮谈市德？朕御极之初，曾几何日，而连疏渎奏，殊不谙事体，姑不究，以后不得烦扰”。（《颂天胪笔》卷1谕旨）

    此事在朝鲜人看来意味着崇祯的英明。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二月癸卯载“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巨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

    又同卷仁祖六年正月己丑载，鲜王担心毛文龙此前多有诬陷本国之事恐难以暴白，奏闻使权怗称“天子在潜邸时，已知我国事情，少无信谮云矣”。

    与弹劾毛文龙之罪的同时，移镇之说、清核东江兵马成为朝臣的议题。先谈移镇。

    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任职兵部尚书的阎鸣泰再次提出了据守盖州套之说，他认为盖州套具有联系两大战场的重要作用，应该让由觉华、登莱水师据守，以呼应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盖套则据山为阃，依海为家，左呼则宁远应，右呼则东江应，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我惟共此腹心，遂致首尾悬绝。今日不将此中断一着紧急粘接，欲求恢复，必不得之数也。

    今必得以大将由觉华岛合登莱之师进取南卫，据盖套而居，东联毛帅，西应关宁，则首尾一心，合为一体。

    敌欲东，则宁远陈兵河上，以牵其后，盖套因出锐师以袭之；

    敌欲西，则毛帅耀兵江上，卷甲疾趋，以跋其尾，盖套亦出锐师以袭之；

    敌欲南，则盖套拖塞以守，相机以战，而宁兵、毛帅各出锐师以袭之。

    敌左顾右盼，腹背受敌，方且自救不暇，尚敢离巢以窥我哉？

    然后，我徐由盖州，而海州，而辽阳，渐窥渐北，便可复吾旧疆，而广宁一带皆我囊中物矣”。（《崇祯长编》卷5）

    崇祯的旨意是“卿前疏欲移毛文龙于盖套，着以内外大小诸臣商酌”。

    阎鸣泰又奏毛帅已奉明旨事，奉圣旨“毛文龙住师东江，原以备牵制之用。然必真能制奴，方见成功。有如声息不接，粮饷虚糜，则孤军何济于事？

    览卿前疏，欲毛帅移盖套，亦是封疆起见，卿既实一力担当，必有定算，但此举安危所系甚大，还与督抚镇道诸臣从长计议行”（《圣朝新政要略》卷6）

    崇祯元年二月十九日，工科右给事中潘士闻请移镇，得旨“确然可行”。

    二十日，尚宝司卿管司丞事董懋中“请撤文龙归，俾仍挂平辽将军印，治兵关宁”，得旨“报闻”。（《崇祯长编》卷6）

    三月十四日，江西道御史袁弘勋上疏力赞阎鸣泰移镇东江之议，其理由是

    “河东沿海之地，始于盖、耀，而迄于旅顺。其自辽阳来，必由海而耀而盖，虽间有岩岫小道，而险阻不能行军，故叶旺守金州，营田筑隍，为根本之计，马云守盖州，以遏纳哈出，遂不能渡，及自东而西，为马云所诱，尽歼无遗。

    枢臣盖套策正合此。且以沿海为家，南通登莱，北通关门，皆片帆可渡，不但转输不疲，而近海肥饶之地，遗民故土，尽得以资屯而乐业，食不穷而兵自壮，然后合三面以攻之，而敌可坐困。此真不易之定议也。

    至东江移镇之说，则有不容不详酌者。皮岛驻师，鞭长岂及马腹，而文龙去年亦原有移驻广鹿、长生之议，广鹿、长生去盖稍近，而于高丽不失犄角，最为便计。

    以至东江兵号五万，虽未必尽实，而但令就中挑选若干，统以部下偏帅，进据盖套，此亦何说之辞？

    再檄登莱抚臣挑兵若干由旅顺直趋金复，而关宁亦挑精兵若干，由觉华岛、右屯三路合营以图南卫，此真万全之胜算，而必效之画也。

    大抵全辽失后，独幸沿海一带膏腴，不能收拾，而留以与我，我之兵河西守至右屯，河东守至盖州，则海滨尽为我有，脉络贯通，首尾呼应，而毛文龙亦得实见其功效。是用东江牵制之说，亦非守盖套不可。”（《崇祯长编》卷7）

    崇祯的意旨“是之，令下所司议”。

    同月二十五日，河南道御史范复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