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仇富的古怪模范官僚吗？从徐 (第3/4页)

徐阶本人从事“义举”的证据在《少湖文集》、《世经堂集》等文献中没有找到。

    对比海瑞与徐阶的言论可知，在“表达”层面，双方均认为在灾荒等特殊情况下，地主应该赈济佃户，这应该是双方的共同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双方在“实践”层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徐阶认为“赈济”的方式应该是“放贷”，而海瑞在应天巡抚的时期，认可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地主“减租”。

    由于徐阶、海瑞之间存在差异，且互不相让（当然里面有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发生互相攻击也就在所难免。当然，这些“攻击”带有“夸大”、“歪曲”的特点，这在研究徐阶案的过程中是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

    是否是因为自身的“滥收词讼”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说法的出现呢？

    对于指控可能产生的后果，海瑞是非常清楚的，并为此进行了诸多辩护。他举出证据，就是在应天巡抚任之初就发布的告示《示府县严治刁讼》

    抚院海示照得江南刁讼太甚，本院已约府县无惮烦琐，不为姑息，正欲变刁讼之风为淳睦之俗也。

    近见各府县申到招词，往往两可调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备言。大抵状词准行，则便得利。俗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诚哉言也。乃知刁讼盛行，皆府县官号而召之。至论民情土俗，则又以健讼为说。何故？

    为此仰各府县官晓谕各百姓，今后告状须从实致词，不得一语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今后断讼，除非己自讼事，迫不得已陷不知者，与之量情议罪。并吏书作害，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矜束之过。

    乡官安静，族人家人作害，其实皆是倚靠乡官名色，不可执以诬告论之。外此绝无相干，生端波及，一一执律拟罪。如仍前两可姑息，如状求追银则曰念彼贫难，姑量追，人命不曾下手，亦招量给埋葬之类者，定以故出入人参论不恕。

    从中可知，海瑞发布的这一告示是在徐阶案之前。就常理而言，这也就表明此一说法早己在当地流传。当然关于这一说法的成立还是可以找出不少有力的证据

    屡见乡人来，道公劳瘁之状，窃抱不安，幸嘉兴、常熟两获大捷，灭贼有期，则公之去忧危涉显荣，固亦当在旦夕，殊以为慰也。仆兄弟、父子宦游久矣，族人、家人辈虽屡戒伤之守法，毕竟不知如何？望时加约束，至于诈冒之徒，尤望严禁，非独保全仆辈名节，公之德政亦必无梗焉者，而后能沛然四达也，垂照，垂照。（徐阶《世经堂集》卷23《与方双江》）

    ……小儿出示公所惠书，似谓仆子弟家人辈颇能守法，但恐士民知公与仆素厚，未以情告，更望详赐体访，如有生事及外人作冒为恶者，统望一赐禁缉，此至爱也。（徐阶《世经堂集》卷23《复周观所》）

    展诵来翰，知执事所志卓然，又读别幅，知一洗宿弊，不覃新泽，甚幸，甚幸。……小儿辈不读书，不识事，惟执事教之以义，威之以法，仍疏远之，以豫杜嫌谤，至望此中冬雪、春雨颇各若时，二麦可冀，不知吴下如何有便？幸不惜示慰。（徐阶《世经堂集》卷23《与陈春堂大尹》）

    在信中，徐阶一再否认家人不法行为的存在，即使有，也是不法之徒诈冒所致。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关徐阶“族人、家人作害”的传闻流传很广。

    进而可以推论出控告徐阶的诉状在海瑞到来之前就应该一直存在——即告状的情况之出现，并不是只在有灾害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正因为如此，徐阶才要和地方官员通信，要求他们从中协调，以“保全仆辈名节”。

    只不过是因为地方官的“推诿”而作罢，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海瑞上引文的说辞“府县官招呈往往两可调停，诬告拟罪，辄曰‘姑念贫民愚民，改轻拟。’”而且对于当时的海瑞来说，要想一些这样的有力证据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面对徐阶一方的攻击，海瑞并没有与之直接针锋相对，而是开辟了“第二战场”。

    面对不断发生的水灾，海瑞认为是因为主政官员不作为的缘故，“事起近年以来，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责”（海瑞《开吴淞江疏》），而要解决此一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开浚吴淞江，排泄洪水，从而达到解除水患的目的。

    然而，问题是，海瑞之前任官员是否真的像海瑞所指责的那样“旷职不修”、“不留心”呢？在《世经堂集》中，有徐阶与几位当事人之间的通信，其中就有涉及水利的讨论。其实对于苏松水患，徐阶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并曾加以详细论证

    ……顷工部以吴中水利移咨左右，此不独事体当然，实以此事非旦夕可了。

    况工费所出，取给侵欠，而所谓侵欠者又未必皆已输官。当此凶岁流离、载途劫夺时作，苟无其财而遽欲兴役，郡县承望，横加科差，则反失沃洲公题请之意，而其为民之病、朝廷之忧有不可胜言者，故欲公详议审处为生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