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仇富的古怪模范官僚吗？从徐 (第2/4页)

基于这样的“财富观”，海瑞提出两种途径一是减租；二是提倡“荒岁”期间“富民”对“贫民”进行“赈贷”。

    但海瑞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转变。

    在淳安知县期间，他认为可以通过“典借银谷”的方式，但不许“多取利息”但特别提倡“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的“义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他作为应天巡抚的时期，他认可的最佳方式是地主应该实行“减租”的措施——这是海瑞在处理徐阶案时，提出的第一种解决方案。

    发生水灾后，“富室欲照往例收租”，他认为是不合理的，“苛矣富人”为此，海瑞提出第一种解决方案，即“减租”的要求

    苏松四府，水荒为甚，……府县官票说今年水灾，富家欲往照往例收租，佃户称无收拖赖。

    臣令之酌量灾数，二家均认。“苛矣富人，哀此茕独”，又当再酌，口说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候偿债。

    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因府县官之言有告示禁革，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海瑞《被论自陈不职疏》）

    与此相对，早在嘉靖二十四至二十六年间（15451547），徐阶就己提出“大家恤其佃户”的办法（此时的海瑞尚未出仕，正在琼山老家）

    数日前，传闻江南有旱灾，未敢以为信。及奉来教，知其果然，不觉忧惧之交集也。

    ……窃尝反覆思之，而得三说焉一曰请折色……二曰举官籴……三曰使民自相恤。

    盖松之俗，大家有田而不能耕，必以属佃户，佃户欲耕而不足于食，必以仰大家，其情与势，不啻主仆之相资，父兄子弟之相养也。故大家于佃户，虽不能无虐、而不敢甚虐者，惧莫为之耕也；佃户于大家，虽不能无负，而不敢尽负者，惧莫为之贷也。

    ……迩年以来，有司数下讨债之禁，又重之摊放之刑，于是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而大家惴惴焉相猜相仇，不惟债不可取偿，而租亦多负矣！债不可取偿，其始若止于病大家，而不知佃户所仰给，则不免于坐毙。

    租之多负，有司者莫不欣然自诧，其茹刚之政，以为前无古人，而不知租无所入，则税无所出，积之而久，道赋日滋，刑辟日众，则已亦且受其累，起而欲救之，而其习俗胥已败坏，而不可猝挽矣！

    昔司马温公论荒政，欲召富民有蓄积者，给印历，听其举贷，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而我圣祖立法，于违禁取利、违约不还，皆有罚焉，盖至公至平也。为今之计，请罢去新令，专举圣祖之法，兼仿温公之意，开谕大家，使各恤其佃户。（徐阶《世经堂集》卷22《复吕沃洲》）

    由上引文可知，在徐阶看来面对灾荒，“大家恤其佃户”自属当然；但他将“官府”的作用放到“大家恤其佃户”的前面，表明他更强调“官府”的作用，还有一则史料提及此事，从行文内容来看，时间应在上引文之前

    ……又今府库空虚，赈贷无措，诚根究此曹，倾其囊素以惠贫民，荒政之大者也。

    ……至于富民自可劝谕减价出粟（去岁米价每石六钱，今已一两，若令减作七八钱，亦未为厉之也），减息货银（律取息不过三分，今或取至七八分，若只令依律取息，亦未为厉之也）。

    不率则绳之以法，而不逞之徒乘时党聚，以贫弱借贷为名，以强暴劫掠为事者，却须严禁痛治以杜盗贼之端（徐阶《世经堂集》卷22《复吕沃洲按院》）

    由上述两则史料可知，徐阶的“大家恤其佃户”主要方式是通过“放贷”。他的此一主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毕竟“放贷”属于“借‘，是需要偿还的；可换要换做是“赈济”粮食，就完全是一种“无私奉献”了。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徐阶对“义举”是极为提倡的

    有义举焉，其泽可以及民，而又可以便有司，裨国家，其功甚拒。兹岂非人所乐为者乎？

    ……松之南干巷曹氏巨族也，太学生子励君贤而能文章，性又喜施予。里人姚信者死，无后，存粮若干石，里之民岁为输之。或值岁歉，民无所出，辄负瓦揭木，鬻子女以应催科之命。盖有司者，每病其赋之后期；而为之民者，又每病有司之莫予惜。

    ……夫松之赋，财之所出也。八口之家耕褥之所入，率以其半输赋，而不足重之以存粮代偿乏今民滋病矣！不有好义之士出而救之，民其能有疗哉？

    ……昔范文正公置义田以赡族人，至于今为颂。苏松壤地相接，君之斯举，似亦闻公之风而兴起者。至于推族人之爱，以及其疏无其位，而行其志于势为难。当范公之时，不为所兴哉！予方学公而未能重君之能义，遂书其事，刻之于右，与同志者勉焉。（徐阶《少湖文集》卷3《曹氏义田记》）

    但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倡的“义举”主要是针对他人；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