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仇富的古怪模范官僚吗？从徐 (第4/4页)

也，抑有说焉。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与泄是也。而所谓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

    大泄者，以海为壑，凿白茅诸港、吴淞诸江，导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间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淀，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为壑，导田间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浚支河，使足以受田间之水也。

    夫专意于泄，于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间，复如去岁之不雨，何以济之？不若致力于蓄，则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势用财力必多，未易猝举，今姑治其小，则莫若修筑堤岸，然亦不可概云修筑而已。（徐阶《世经堂集》卷22《与抚院论水利书》）

    概括来说，可归为“蓄”与“泄”两种方案。苏松地区出现水灾无外乎两个原因要么上游洪水流量过大，超过河道的洪水设计流量；要么由于海潮逆向顶托，流速降低，泥沙沉降，造成下游河道的淤积。

    而徐阶支持前者——“蓄水”方案，既有经验为依据，也有经济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的特殊身份，他的观点还影响到了当时的政策制定。

    《与抚院论水利书》收信人是吕光洵，当时官职为苏松常镇等府巡按，根据徐阶信中的大致内容，两人来往信中肯定涉及苏松水患的问题，并且吕光洵借此征询徐阶的意见，以便采纳。如果按照徐阶的观点，主政官员确实不需要有多大作为的。

    另外对照吕光洵的奏折，可以看出，吕光洵的奏章就是徐阶观点的“翻版”

    一曰广疏浚，以备赌泄……凡冈陇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浚使复旧。则上流之地，亦治而旱无所忧矣！此三吴水利之经也。

    一曰修堤岸以困横流。……宜令民间每岁农隙，各出其力以治堤岸，岸高则田自固……而冈陇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亩引以灌溉……

    一曰复版闸以防淤。……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闸，然后可久而不壅，不独数处为然也。

    一曰量缓急，以虑工费。……以后年分，每于农隙，各自募民兴作，至此年二月而罢……

    一曰重委任以责成功。……臣愿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敕抚臣务长久之计，凡一应钱粮、夫役，与疏浚经略之宜，工程缓急之序，听其便宜从事，而责其成功……（《松江府志》卷10《山川志·水利》吕光洵《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

    对于徐阶的这一观点，海瑞其实是故意忽略、不予考虑的，但忽略并不表明就不重视，而是透过一些场合不点名地为自己辩护

    ……又勘得内出之水系清流，外入之潮涌带泥土，若内水急则足以冲荡潮泥，免于淤塞。（海瑞《处补练兵银疏》）

    很显然这无疑是对徐阶的反驳，即他认为由于苏松洪水频繁，因而是可以保证一定水量，使得“冲荡潮泥，免于淤塞”。这样看来，也难怪海瑞对于徐阶以及前任的做法不满意

    夫事贵善始，尤当善终，若使先年时加修浚，吴淞岂至淤塞？

    自臣到任之后，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别事、别差委，问之水年，茫然无知。水利之事，与己若不关涉。上司不以为旷官，本官不以为失职。水利不兴，其所由来久矣。

    伏望皇上敦下该部，凡河道堤岸塘浦等处，着令时加修理。抚按以此殿最该府，部院以此殿最抚按，庶乎旱涝有备，年谷丰登，民获秋收之利，而国计亦有攸赖矣。（海瑞《处补练兵银疏》）

    可以说。双方的主张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徐阶的方案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不能很好地解决海潮顶托问题，这也是导致河道屡开屡湮的原因所在。显然，海瑞指责地方官员是“旷职不修”，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

    综上可知，首先，海瑞和徐阶在地主赈济佃户的问题上就“表达”层面而言，双方没有本质区别，均认同之；但在“实践”层面，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徐阶认为“赈济”的方式应该是“放贷”；海瑞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转变。具体而言，在淳安知县期间，他认为可以通过“典借银谷”的方式，但不许“多取利息”但特别提倡“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与之者”的“义举”。在应天巡抚时期，观点发生转变，他认可的方式是地主应该实行“减租”的措施。

    其次，如果上述对海瑞的分析成立的话，对于海瑞而言，由于处于江南土地开发的初期阶段，徐阶其实就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典型。因为在这个阶段，徐阶不需要有任何形式的付出（如果一定说徐阶有投入的话，那只能体现在允许佃户在“自己拥有的土地”耕作），就能获得收入；即使仅仅涉及“投献”，同样也可归入“不劳而获”——这是海瑞在考虑第二种解决方案时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就能明白海瑞对徐阶的不满，并非因为他的“仇富”心理，而是其“致富方式”的不满。而历史上对海瑞本人道德品质的“批判”，恐怕另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