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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秉钧是否赴沪对质，也引起英、俄、日、法等国异常注目。临时政府驻各国代表屡经各国政府询问并电诘，但以远隔重洋，难得确实真相，纷纷致电政府，请即电复，以释群疑，并请赵氏迅速赴沪对质，以期水落石出，但袁世凯决定暂缓答复。[128]

    6月2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蔡季平（即蔡光辉）再次致电京师地方检察厅，仍旧要求协传赵、程到沪候讯：

    北京地方检察厅鉴：养电谅达，赵、程虽经答辩，但察核案情，非直接讯问，不足以明虚实，仍请贵厅协传赵秉钧、程经世，务于一星期内到沪候讯。上海地方检察厅。冬。[129]

    京师地方检察厅旋复电：冬电悉。传票业经照发，兹由被传人等于期限内各出具答辩书。除邮递外，特先电复。[130]但赵秉钧接到传票后，仍拒绝赴沪，并退还传票，其答复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称：强迫病人远行，匪特事实上所不能，亦于法律上何贵有此规定。就所在地讯问，何得谓非直接讯问？用特再行申明，并检还传票。[131]赵秉钧此答函实际上出自总统府。据《民立报》北京电报，赵在刺宋案发生后不久，就移居南海，日以吞云吐雾为事，有人去看望他，谓：公居此得毋岑寂否？赵曰：老头（指袁世凯;引者）虽不常见，幸秘书厅时时有人来谈。前日上海检察厅又来胡缠，他们已为我代拟答辩书。[132]

    上海地方检察厅接到京厅的转复后，对赵秉钧、程经世引用尚未发生效力的《刑事诉讼律草案》予以驳复，并致函京厅请协助调查赵、程称病是否属实。其函云：

    案查暗杀前农林总长宋教仁一案，所有案内被告人赵秉钧、程经世迭经函请贵厅协助票传在案，旋于五月二十四日及本月十六日叠准贵厅函，据该被传人赵秉钧、程经世均声称因病不能赴沪，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所在地询问等语，先后函覆到厅。查《刑事诉讼律草案》尚未发生效力，该被传人贸然援引该《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求办理，殊属误会。至所称因病不能到沪，究竟是否实情，有无虚伪，本厅碍难悬揣，应请贵厅就近侦查，如果属实，自可照章准予酌量展限；倘或虚伪，仍应依法进行。为此函请贵厅严密侦查，相机协助，仍希将侦查情形迅赐见覆施行，实纫公谊。[133]

    与此同时，赵秉钧呈文袁世凯，提出欧美各国每遇疑难重案，向有延聘饱学知名之士进行调查，以资秉公判断之例，恭请我总统指派德高望重、精通法律之中外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该案，并据实报闻。袁世凯随即示谕国务院：查伍廷芳及莫理循博士二人，皆谙习中外律例，着即委任二人对宋案详尽调查具报。[134]赵的这一举动表明，他之所以百般设法，拒绝赴沪对质，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于上海地方检察厅严重缺乏信任。莫理循认为：国务总理赵秉钧先生要求由公正法庭调查案情这件事，本身就最好地证明了他是无辜的。[135]但他拒绝担任调查委员，认为如果有个外国人参加了委员会，也增加不了国家的尊严难道偌大中国，竟找不到一个公正无私的人？这个建议本身就是荒谬的。外国人定会讥笑中国让一个外国人参加调查国务总理行为的委员会。[136]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中国人民的荣誉，在目前这种时刻进行这种调查是不明智的。[137]莫理循的看法得到了伍廷芳和总统府的认可，于是，组织调查委员会之事就此中止。

    7月初，京师地方检察厅复函上海地方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