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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lsquo;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4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 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