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节 (第7/7页)

帝国京都，则偏偏又是对他们的极大信任。

    这话看起来十分矛盾，但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在他们不直面李克用时，李曜对他们足够信任；但如果让他们面对李克用，李曜的信任就有所保留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李曜不想他们为难。换句话说，也是为他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选择。

    李承嗣与李嗣恩同时沉默了片刻，李嗣恩先开口回答道：“大王，无论此番结果如何，神策右军都只会驻守长安，哪也不去，直到大王归来。”他是李克用义儿身份，有些话自然不能随便乱说，而他本来就是直肠子性格，让他口是心非，他也做不到。

    李曜并未对这句话表示不满，只是点了点头，朝李承嗣看去。

    李承嗣叹了一声，拱手道：“仆从军近二十载，别的不懂，只会打仗。幸蒙大王信重，委仆以镇守长安之重任，敢不尽心竭力？大王此去，万望珍重，长安若有半分差池，仆便将这项上人头，奉于大王案前。”

    李曜哈哈一笑，摇头道：“你等无须说得好似要生离死别了一般，晋王对孤恩重如山，历来信任有加，否则哪有孤王今日？此番拜寿之事，看似怪异，其实或许只是晋王恼我许久未曾前去看他，未必有什么大麻烦。孤所有的准备，也只是担心晋王身边有小人挑拨离间，甚至是某些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收买了什么人，想来破坏晋王与我之间的父子之情。须知我大唐以孝治天下，这种卑劣的伎俩，一时或能蛊惑于人，但只要孤诚心诚意向晋王解释，以晋王之雅量高致、明心正德，又岂会做那等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徒令对手耻笑？”

    他虽然将话这般说了，但王抟仍面有忧色，缓缓道：“大王与晋王，虽是父子，有句话某本不当讲，然则同为中枢宰执，却又不得不言：而今大王身系朝廷安危宁乱，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此番北上太原，终究是有些……”

    李曜不知王笉是否将自己的布置告之过王抟，但既然王抟有此一说，他也只能继续装傻充愣，开解道：“诶，王相公这话，孤可不能苟同了，所谓‘万恶yin为首，百善孝为先’，为父贺寿，此人子应有之义，若连此事亦不能为，何所谓君子？”

    王抟闻之，只得叹息一声，不敢再劝。因为在大唐，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孝，则这一污点足以抹杀此人一切功劳和美德！

    “百善孝为先”之说由来已久，我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