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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花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本身却只听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励工商，而连续的战争导致包括军械监自身在内的各种“工商企业”所缴纳的商税大幅提高，因而国库的确“扭亏为盈”，那朝廷欠大唐钱庄的钱只怕真要更多了。两相抵消，刘崇望决定忍了——少赚总比亏本好不是么？

    王抟见刘崇望把话题引开，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无法再劝，只好也拿出政事来谈。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须得大王首肯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