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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户的竞争。例如：贞元年间有些“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在元和年间，各州刺史“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这都说明两税法后地方长吏不仅招引浮寄客户，甚至倾诱邻境的土户，以增加本地的户口数量。这也是两税法后促使民户迁徙的一个原因。

    两税法后大量民户离乡背井，流向“旧轻之乡”，进一步改变南北人口比例，还对唐后期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国家编户大为减少，浮寄客户大量增多。这不仅有社会现实客观因素的存在，还有地方长吏的主观因素。前者很容易理解，后者则有点匪夷所思。

    两税法后，大量编民转为浮寄客户，并且不编入户籍，地方长吏隐瞒户口。饶有趣味的是，地方长吏这种行为竟被时人视为德政加以颂扬，且这种情况在两税法后十分普遍。各州长吏隐瞒户口之事，并非个别地区，亦非一时的现象。

    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韦处厚指出：“今所在户口，都不申明实数”。他解释说：“兵兴以来，垂二十载（按：系指贞元十五年朝廷讨吴元济一事，至长庆年间，已有20年），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

    由此可知，各州长吏将外来的浮寄客户隐瞒起来，目的是如遇灾害，土户无力负担赋税时，就可以从浮寄客户身上征收一些钱物，以分担土户过重的负担，度过难关。前揭越州贞元十年应进的绫榖中途散失，长吏准备“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就属此类。这也就是被当时人视其为德政的原因了。两税法后的民户迁徙还直接造成浮寄客户从事工业者日益增多。自两税法以后，有众多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移民”、“侨寄”。这些人在京畿、广陵、扬州等繁华都市，从事工商业活动，活跃了唐后期的社会经济。

    如果说安史之乱，后浮寄客户从事工商业，还是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地，那么，两税法后，他们就成帮结伙地集中在一些繁华都市。在盩厔县，他们竟然“多于县人十九”；而扬州的侨寄工商侵街衢造屋，以致妨碍了扬州城的交通！由此可知两税法后浮寄客户较前大为增多。不言而喻，他们是两税法后大量外徙民户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即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其中两税法是最具开创性的一次变革，明清赋税变革只是在其基础上对落后税制的完善和补充而已。

    尽管两税法在实施中并没有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甚至不能使人民安定生活，但是它的出现打破了自西周以来传统的财政思想，实现了从“丁身税制”到“舍丁税地”的巨大转变，开创了一个新的税制时代。

    两税法中体现的“量出制入”，“便利”，“公平”的财政原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也有重大的意义，成为以后各理财家进行财税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西方经济学也仅仅是到了1766年亚当·斯密才明确地提出了财政史上的四大原则：“公平，便利，确定，经济”，至于“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中体现的财税预算思想也具有独创性，超越了西方1000多年。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土地占有状况在赋役制度上的反映，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唐以后的封建社会经济演变，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历史趋势前进。

    总之，两税法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中国赋税制度和财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两税法在实行后的800年里，一直是封建国家赋税制度稳固的基础。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五)

    “我欲废除丁税。”

    这句话出自天下任何人口中，无疑都只能是一句笑话，但出现在此时的李曜口中，那就不是笑话，而是惊雷。

    何知浅先是错愕，继而大喜：“丁税若可废除，右相遂成万家生佛，高功大德，万世无量！”

    黄崇嘏本来还颇有看戏般的惬意，此刻也是脸色一变：“丁税若废，虽是善政，然则中枢宁不缺钱？”

    王宗范本已被李曜的博学震得失魂落魄，此时也猛然一惊，忽然想起一件事，惊道：“难道右相治下，工税、商税已经足抵丁税之数了？”

    李曜看了他们的反应，哈哈大笑：“丁税之废，某筹划数载，备下方案没有十套，也有八套。你等自然不知，某为何对丁税这般痛恨……其实非但丁税，实际上与丁税类似的盐税，也在本相意欲废除之列。”

    盐税一出口，几乎直接将三人惊得下巴脱臼！大唐盐税之重，在李曜主政之前，约占朝廷岁入六成！若废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