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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亲信，笼络大臣是他的专长。之所以能够登上太子之位，也离不开在一旁敲边鼓的大臣们。讨论立储议题时，“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圣庶抗嫡，不宜更议”。作为坚定的李隆基支持者的刘幽求向睿宗力挺李隆基登位。“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求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面提及的刘幽求只是其中一个。钟绍京，崔日用，刘幽求这些都是李隆基平定韦氏之乱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自然是以李隆基马首是瞻。例如韦安石，姚崇一类人，则是因为不攀附太平公主而后逐渐加入李隆基阵营的。

    虽说当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但刚刚联手挫败韦后不到十日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尚未产生实质矛盾。由于睿宗意愿不明朗，太平公主一方也秉承同样是侄子，二者皆可的态度保持中立。朝中的萧至忠，崔湜，窦怀贞，岑羲，薛稷等要员均为太平公主一党此时都没有表态。

    可见朝中形势也对李宪成为太子不利。而且，唐太宗在处理太子承乾与魏王泰争储之事时曾采用弃而立新的方式，提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着，两弃之”。并以此作为祖制来沿袭。如果储位斗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重演，只会落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帝有着主宰世事的大权，皇帝的态度至关重要。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同样是面临平凡的嫡长子与能力出众的次子之间的抉择。明成祖朱棣却舍去功勋卓著的次子朱高煦，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虽然睿宗李旦十分认可李隆基唐隆政变中的出色表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抵万姓，赖汝之力也”。但从未吐露过自己对立储一事的态度。睿宗完全可以自己来拿捏这个事情，而他却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在审视整个事件，将决定权交予两个当事人及朝中大臣，其中不乏“公议”的味道。

    知子莫若父，睿宗对此事也有着他自己的考量。对于二者的性情与能力，李旦想必十分清楚。作为父亲，他心中应该会更加倾向于李宪。这父子二人的性情实在是惊人的相似。作为皇帝，选择权利继承者却不可意气用事，李隆基自然是不二人选。正是睿宗对二人的了解，将整个事件极力促成完美。首先，李隆基登位毋庸置疑，此时睿宗抛出“公议”的意图不免有敲打李隆基之嫌。其次，也要以此提醒他要善待兄弟，不要过于锋芒外露。加之，李宪的谦让，李隆基的野心他都看在眼里。为了避免李隆基登位后兄弟间的争斗，睿宗可以借避让储位一事向李隆基讨了一个人情。也正因为如此，登上皇位的李隆基感激兄长的避让，从而使此事成为玄宗即位后，调节兄弟间误会和摩擦的缓冲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睿宗一生活在激烈权力争斗的夹缝中，此时也是这样。登位后的睿宗夹在儿子李隆基与meimei太平公主之间，他需要凭借自己的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来求得生存。纵观睿宗一朝就不难发现，睿宗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之中时常扮演着居中调和的角色。例如，在太平公主势力咄咄逼人之时，睿宗便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法招架。睿宗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这就不难看出睿宗的整体策略。历尽风雨，睿宗的亲身经历告诫着他，皇权应掌握在强者手中。如果皇帝势弱，周围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最终将会成为众矢之的。唐代高宗，中宗，睿宗三朝之所以内争不断，皆源于此。

    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就是在唐隆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被确立为太子。就在同年七月，睿宗昭告天下，改元景云。从时间上也不难看出，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也就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却没有想到，太平公主由于与李隆基矛盾升级。景云元年十月，就是立太子三个月后，也是姚崇宋璟奏罢斜封官两个月后，太平公主开始在朝中散布“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言论。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找到李宪，提出了“待崔湜萧志忠到，当辅政，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一时间，储位风波又将李宪推到了风口浪尖。为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与太子李隆基一同将姑姑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父亲睿宗，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立场。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这是李宪明智的选择。很明显，太平公主只是将李宪当做打压李隆基，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罢了。拥立嫡长子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