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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cao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rou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cao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两次的储君经历自然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加之自隋唐开国至李宪所处的时代，对于非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了。李隆基做太子所遭到的舆论阻力会很小。

    李宪那酷似父亲李旦的性格并不擅长与人结交。从李宪墓的壁画内容上也反映出墓主人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与琴箫为伴的性格特点。与现已发掘的李氏皇族墓葬壁画相比，李宪墓壁画中没有迎宾的热闹场面，没有马球场上的驰骋争斗，只有音乐歌舞和温文尔雅的仕女形象，这与唐书记载中李宪精通音律、为人谦和谨慎，从不与外臣交结的为人宗旨、性情特征相符。李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玄宗尤加信重之。”再加上对政治兴趣不大，可以说是朝中无人。韦氏失败后，其族人韦嗣立险些被株连。李宪敬重其正直的为人，“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而这唯一曾受过李宪恩惠的韦嗣立又被贬谪。并且从李宪对韦嗣立的救助来看，李宪为人善良，也确实不精于政治，至少没有掌控当下全局的观念。

    李宪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唐隆政变，但对于李宪是否参与了拥立睿宗即位这一事件至今还无法断言。只有《资治通鉴》上有着关于李宪与李隆基一同力劝睿宗登位的记载。刘幽求对宋王成器与平王隆基说，相王应出镇天下了，“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而后“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加之李宪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以及玄宗即位后对李宪的各种“严加防范”，我们可以猜测，李宪很可能参与了拥立睿宗的活动。即使是这样，李宪的功勋仍远远不及三弟李隆基。

    李隆基有着联合姑姑太平公主荡平韦氏之乱的业绩与辅助父亲李旦重登大宝的功勋，且手握重兵猛将，极富政治头脑。李隆基有着较高的政治素养，更有亲自掌管的军队作为政治凭借。就连荣宠不衰的太平公主都“惮其英武”。与他相比，兄长李宪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几乎无所作为，一贯秉承了大唐“始祖”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总体来讲，其实力自然不及李隆基。

    对李隆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