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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保机作于越之前，任此职者乃是耶律家族中的耶律释鲁，正是阿保机的伯父。在痕德堇可汗在位之时，释鲁乃是汗国中的第二号人物。在阿保机与曷鲁年幼时候，释鲁就重权在握，执撑了汗国国政。释鲁主政时期，已距阿保机建国的时候很近。史载释鲁曾“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

    阿保机受这位伯父的提携、赏识，影响甚多。他出任于越一职，既是家族对汗国影响力的加强，也是对伯父未竞事业的继承。释鲁曾建祖州越王城，越王城又作于越王城，它是于越释鲁的私城，它的性质正是这次阿保机设置的头下军州一样，释鲁越王城的建立，正是开了辽人头下私城的先河。所以释鲁事实上也是契丹氏族社会逐步向封建化转化的先行者。

    回到让李曜迟疑的问题上来：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耶律阿保机之所以会爽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原因很简单——刘仁恭与契丹部族乃是世仇，契丹族人受尽了刘仁恭的盘剥与压榨，而这时候契丹部族在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之后，早就在想着狠狠报复一下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了。

    刘仁恭与契丹关系真的这么差吗？这个问题是回答刚才李巨川疑问的前提，李曜之所以只能回他一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因为他自己也还在对此事在心中反复推敲求证。

    按说晚唐以来，契丹等游牧部族趁着中原正逢多事之秋，北边无备，不断入塞南下掳掠汉人生口、财产，日子似乎过得不错。尤其是契丹部族在阿保机的率领下，不但从其他游牧民族鞑靼、奚、室韦等地劫夺财物，更时时南下侵夺。这种大规模的掠夺，势必会造成在部族中一部分贵族率先有了奴婢和其它私有财产。

    契丹部族私有化的出现，也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在晚唐五代时期，最早出现在部族中的私有财物仅限于动产。土地虽然在农耕民族的眼中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而彼时的契丹民族既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章制度，而且在心里也并没有意识到土地对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这与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关，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思维形成很早，人们只希望过一种‘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对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契丹人民并没有所有权意识，对于大自然的恩赐，他们觉得享用就是，并无不是或者出于贪婪的本性。土地与牧场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视为部落共有之物，大家在辽阔草原上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但是这一切从刘仁恭占据了幽州之后，发生了改变。契丹人得为自己的牧场、牧草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拥有使用权。这些从前无偿使用的自然资源，成了刘仁恭的私人财产。李曜记得《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就曾记载“刘仁恭据有幽州，数出兵搞星岭攻之，每岁秋霜落，则烧其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请听盟约甚谨。”为了达到对游牧部落的统驭，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马匹，刘仁恭不惜使出卑劣手段，火烧牧草，破坏契丹人的生产。

    刘仁恭占据的卢龙镇，与契丹实控地区相邻。他多次越界发动攻击，迫使契丹民族用自己的马匹去换取对自己拥有的草场的使用权。按照后世史学界的观点，这完全是一种对异民族的压榨与欺侮，这样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却被人视为英雄壮举，实在是令人齿冷。而事实上，契丹部族对此逆来顺受，因为这是习惯思维使然。他们既在心底认为他们自己的掳掠行为乃是天经地意，对于刘仁恭的依样葫芦也只有默许。[无风注：其实刘仁恭能把契丹逼到这样，反过来也证明此时的契丹不可能有四十万大军。毕竟刘仁恭的本事，在与朱温一战中就被看穿了。]

    李曜估计，刘仁恭对契丹部族的欺压，对于年轻的阿保机大概影响至深。或者正是刘仁恭的暴行，为阿保机埋下了报复的火种。阿保机之所以痛快的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应该与刘仁恭多年来对契丹部族的压迫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对待暴力的最好办法无过于以牙还牙。拼命扩张的刘仁恭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民族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双方的积怨也非一日之事。势力渐强的契丹也经常入塞去sao扰刘仁恭的幽燕各地，刘仁恭不胜其烦，却又无甚妙计可施。只好加倍还以颜色，双方于是你来我往，彼此缠斗不已。

    那么，问题就转回来了：这次阿保机领兵朝云州进发，其目的难道真的只是单纯地掳掠么？如果不是，那是为何而来？自己一手控制着的大唐朝廷该做如何反应？今后大唐应该如何对待正迅速崛起的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