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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中原大患。于是劝晋王李克用‘因其来，可擒也。’李克用虽然年迈，却并不糊涂。他知道自己眼前真正的大敌乃是迫不及待想要篡唐自立的朱温，只是一个朱温就已经让他疲于应付了。如果听从了手下的提议，无疑是再树强敌。那时候李克用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推辞道：“仇敌未灭而失信于夷狄，自亡之道也。”显然，在他的心中也与方寸咄尔的表现一样，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转而视同样为游牧民族的阿保机为夷狄之人了。

    阿保机与李克用既结为兄弟，就不好再公然在云州地方掳掠。逗留旬日就向兄长辞行。临行，李克用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入乡随俗，当然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做为回礼，阿保机为李克用留下三千匹马，杂畜万计酬谢兄长。三千匹马，这份情谊也够份量了！

    李曜之所以不能肯定，是因为以上事情在史书中的记载有明显冲突，这对他此时的判断也产生了影响。就说耶律阿保机来攻云州结果李克用求和并且反而与之结盟之事，不但《辽史》的记载与《旧五代史》时间上有异，而且故事也为两个版本。辽史对此事的记载是发生在唐天祐二年冬十月，《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亦作天祐二年，但关于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有天祐元年说、天祐二年说、天祐三年说、天祐四年说，《资治通鉴》里则取开平元年说，等等。最令李曜烦躁的当属《旧五代史》的记载，薛居正修史前后矛盾，既有天祐二年之说，又在外国列传中记载为天祐四年。如此实在是不应该，至少给后世阅读者带来不便。

    李曜此前估计，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事，应在天祐二年为是。阿保机之所以南下，不该是主动来攻击云州，而是因为李克用遣使乞盟的原因。史载阿保机率七万大军与李克用会盟于云州，但单只是会盟的话完全没有必要领如此多的军兵赴宴。作客的话，也需考虑到东家能不能尽的起东道主的责任。此次会盟、双方约定“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的仇，并不是如《旧五代史》所说是为了共同进兵讨伐朱温，也几乎不存在有这种可能。但对此事，薛居正等人记在天佑四年。如果认同这个记载，是年四月，朱温代唐自立，史称后梁，可以对得上号。所以会出现李克用所言“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的话。

    其实当时双方对易袍马、约为兄弟之事并无异议。李曜估计是《旧五代史·外国列传》所载有误。一者，朱温代唐是在四月时候，而且辽史中亦有阿保机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朱温册封(无风注：当时朱温控制了唐廷。)的记载。游牧民族向来是以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为荣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耶律阿保机的继任者耶律德光时候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二者，对于契丹部族的这种举动，做为相邻的河东李克用不可能一无所知。

    那么，如果等阿保机向朝廷讨封之后，他再去与契丹人结盟显然是与理有悖的。倒是在得知阿保机有意向唐廷请求册封之后，主动遣使结盟才是应有之义。毕竟此时的朝廷，军国重事尽是以朱温意愿为主，小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已。这样做首先不是因为讨伐篡逆不臣之朱温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

    在《旧五代史》中就有如下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雦，与尔更行封册’。”显然，对于老对手李克用，朱温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契丹部族的请求册封之事，是要阿保机付出代价的。

    此时阿保机所在的契丹部族，已经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倒向朱温与李克用任何一方，中原的政局就会立刻出现震荡。所以，掌握契丹部族大权的阿保机也成了李克用必须极力争取的对象。所以，他才不惜放低身段与比他小了十几岁的阿保机结为兄弟。

    而阿保机越过痕德堇直接向中原王朝统治者讨封的行为，在中原文化中也可以视为他僭越的一种，但是在游牧民族中，这只能是谁强势，谁更有话语权罢了。此事，也足以说明在契丹部族中，他已经羽翼丰满，完全可以无视痕德堇可汗的存在。

    阿保机可以不把痕德堇可汗放在眼中，而痕德堇可汗却无法忽视阿保机的存在。早在天复三年，阿保机再率人攻掠幽蓟地区，俘获而回之后，痕德堇迫于形势，就拜他为于越，总管汗国中的军国大事。于越是辽官名，始见于遥辇氏末期。班秩在百僚之上，依契丹部族惯例，非有特殊功勋者不得授。于越只是荣誉职务，任于越者大抵另有要职。从阿保机任于越到辽末，于越仅有十余人。后来任于越者，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契丹名将耶律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