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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有误。不过右相是兵法大家，仆岂敢班门弄斧？仆只是以为，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颇有问题。”

    李曜心道：“这你可真是高看我了，我连刘义隆这个名字也只是‘似有耳闻’，至于他是怎么‘指挥有误’的，那可是当真不知道。”不过这话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没必要犯傻说出来，再说……说出来只怕李巨川也未必相信。

    李巨川见李曜没有表示，还以为他正听得认真，当下不敢大意，仔细为李曜分析道：“右相，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乃是中原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若是如右相今次这般，有着强大水军，那更是千里黄河处处可渡了！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一来，北魏以河东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

    李曜听到此处忽然心中一动，暗道：“若是晋王不在，而我能想办法继承河东，再想办法得到河北，可也就跟北魏当年的形势差不多了。”

    李巨川不知道李曜走神，仍在分析道：“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可见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中原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河东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仆以为，这恐怕才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李巨川说到此处微微一叹，才继续道：“刘家之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遂国力大损。”

    他这么一说，李曜便有些惊讶，暗道：“如此说来，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了。”

    当时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李曜有一个长处，就是比较会总结经验教训，他从李巨川刚才的分析联想到南宋，心中暗道：“看来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