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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这个时期秉笔宰相之常务，乃有三项：一，诸宰相议政时，主持会议；二，会议之后，总其纪录；三，秉笔之日，坐政事堂办公。

    其次，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合政事堂实际已成为一体，成为权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以武则天那样的专横残暴，欲以莫须有罪名惩处刘祎之，而诏敕未经凤阁鸾台政事堂讨论议决，致引起刘祎之的强烈抗议，可见政事堂的权力已经很大，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第三阶段：玄宗开元十一年以后，政事堂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册府元龟·宰辅部》说：“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旧唐书》“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说明政事堂原来以议政为主，还未完全成为权力机构，故无专印。开元中“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始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乃置专印。又有《新唐书·百官志》说：“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备。在开元以前，政事堂内部无任何分司之组织，其地位虽日益重要，井渐由会议厅转变为宰相最高事务会议，然尚难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到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备矣；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乃完全确立。

    中国人谈事，喜欢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时出任“右相”，王抟等“前辈宰相”当然要将这些来历为他说清，说清了来历，再给他说权职。这时诸相、大臣已入中书省内，各以职务、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贵为郡王，又是中书令，乃中书之首，因此独坐首席。

    诸相落座后，王抟作为秉笔宰相下令为其余诸位大臣赐坐，然后便为李曜讲说政事堂的职权。毫无疑问，开元以后，政事堂已经合中书门下两省而为一个权力机构，它的职权无疑拥有中书门下两省之职权。

    王抟道：“所谓中书门下，凤台鸾阁，总是中书、凤台在前。而右相如今贵为中书令，某便先说中书令之职权。按照我朝《六典·中书省》云：‘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至于门下，《六典·门下省》又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可见中书门下职掌乃是‘佐天子而统大政’，是‘统和天人，以和万邦’。当然，这实际上便是宰相之职。如今政事堂‘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职权之重，权势之隆，可以想见。”

    李曜轻轻点头，却又笑道：“只是这话，未免说得过于笼统了些。”

    诸相皆笑，王抟也笑了笑，才道：“若要细论，也是有的。所谓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乱不可以启之于萌。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李曜虽然听得有些发晕，大体还是听懂了其中意思，点头道：“即是说开元以后之政事堂，赋政四海，允厘六职，统和天人，总齐机衡，已为朝政之本。”

    王抟点头肯定，道：“正是如此。右相既然已经明白权责所在，下面某便说说机构。”

    李曜虚心请教：“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