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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曾国藩反对洋人侵犯中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对于清廷准备引进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勒索。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帝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再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另外是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

    由于朱熹的理学重在理论的构建，忽视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它所强调的“诚”往往成为空谈，正如曾国藩所说“jian伪相吞，变诈相角”，理学家的“诚”变得越来越虚伪。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后，使“诚”变成实践，这种以“诚”为核心的新“经济学”又被曾国藩后来引用到军队中来，成为湘军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曾氏军事思想体系。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自始至终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召人，以“诚”育人。他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曾国藩以己之诚感召那些诚朴的山野材智之士而归附他，让他的军队自始至终养成一种“诚朴”的作风。曾国藩之时，当时国家的正规军——绿营，“巧滑偷懒，积习已深”，无战事时为应付检查则务求美观，而有战事时则临阵退缩。要彻底改变这种军队作风，曾国藩认为认为必须“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又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