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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法》后集“挑战”之条里专门说了这个：“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说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种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不过，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产生一触即发的格斗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方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产生强弱立判的转挨点。

    战将的对决行动流行于整个中国中古时代，经历魏晋南北朝的胡汉融合，至唐五代尤盛于产马的华北地区，已非胡族军人的专利。史载：“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日：‘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由此可知，一骑独斗的传统于胡汉武人之间早有共识，有助简化本来复杂的军事对峙，同时成为斗将建立声名的门槛捷径。

    唐前期名将辈出，拥个人绝艺而扬威阵前者不在少数，例如尉迟敬德于阵中夺槊，薛仁贵以三箭镇抚天山等，皆为阵将的单挑对决立下英雄典范。发展至大唐后期，骑将格斗的手段趋于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离的对射，或用枪矛棍棒为近距离的冲锋，并备短刃随时埋身搏斗。这种马上随机应变的作战方式，已然扭转以往战争中，蕃部必占优于骑战，汉军只能以步射制敌的被动格局。而藩帅坐镇观斗，在计量战争成败之余，亦可藉此审视部下的勇艺才具。

    有一点众所周知，唐末五代藩镇尚武之风最盛，历史上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区藩镇混战的结局。唐末以降，朱温建立的后梁，自始至终与沙陀李克用父子周旋，时刻须养兵蓄锐。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以至晋汉间的石敬瑭、刘知远，无不继承了沙陀部的好战精神。而后周至宋初的侍卫、殿前亲军，也孕育出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能征惯战的军人性格，成功实现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个转折阶段，肇始于武力割据分裂，也是透过武力完成统合。在频繁的争役当中，藩镇帝王和将领的军事主从关系至为重要，藩帅立于中军大阵，对靡下诸将临阵作战的表现尤为重视。[注1，对梁、晋双方的几场典型骑斗的分析说明。]

    河东、晋、后唐与敌交锋，骑上独斗的战例特多，沙陀民族骁勇喜战的因素是其中不能忽视的。基本上斗将独战，并无固定的回合，视乎双方胜负而止。对斗之武器亦无严格限制，但一方若先采骑射方式，即意味另一方不得不以同类的方法还击，制造正面对射的场面。由于引弓骑射，须多次发矢始能击中目标，故战斗者往往身披数创而仍处于酣战状态之中。后唐攻燕之际，李嗣源与元行钦的决战便为一例。

    又如李存勖后来大举攻梁，本有周德威与镇、定军左右护翼，自己领军居中，又以李存审负责沿路辐重，行军列阵可谓四平八稳。但是，李存勖好领精锐挑战，不意为梁伏兵所围困。李存审领兵在前，急于从外围杀人营救，管下轴重由是骤失统序，扰乱周德威一军的作战，最后酿成周德威父子败亡的结局，代价可谓沉重。由此也说明，斗将之间的好战与迎战，必须视现实环境，方能展开。若一方于阵前勉强为之，容易为敌所乘，对全军而言将造成不良效果。而且，单骑对战并不止于阵前序幕，两军势已相合，一方主帅败北而逃，胜者认为机不可失，速以独骑追击，也算是相方较量的延续。至五代后期，统一战事从华北战场延展至淮南，主将之间仍擅长以骑斗决胜。

    只不过，阵前决斗虽然流行，但并非每场战争均能如期产生独斗的场面，个中天时与地利条件，至影响作战的形式。例如在一方未战而先处于逆势下，纵然勉强对垒，亦务求持重为上。按大唐常见的布阵经验，军队若在平原，固可顺应行军次序，诸如右虞候、右军、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左虞候等开列为圆阵或方阵。若据半险之处，至少可缩为半圆的月阵。一旦“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竖阵”。竖阵是抢山的较佳战法，必须聚集弩手、弓手和战锋队顺次居前，两侧夹有驻队，随鼓、角及黄旗讯号而攻占，因而减少主将独战的机会。例如梁晋胡柳之战，梁军先据土山，居高列阵，晋军以兵锋仰战，故晋将帅只能选择拥众而上，一骑斗的场面也就很难出现。

    此刻正是两军阵前，阵前斗将并无不可，只是今日情况略微有些意外，竟然是华州方面挑衅河中军。要知道，河中军现在是属于河东军事集团的，沙陀之风极胜，虽然这种攻城前的阵前斗战对自己一方并不划算——因为韩建斗将失败也不可能就轻易投降——但从维护河中军威考虑，李曜不得不接下这一战。

    毕竟，这是蒲军进入关中的第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