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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之时。

    这日清晨，蒲军于华州城外摆开阵势，静候节帅一声令下，便要一举破城。然而李曜却不知为何，迟迟不展进攻旗，只是在阵中肃立而望。

    蒲军不攻，韩建却不知是等不急了还是怎的，忽然派了一支兵出城摆开阵势，一员牛高马大的将领冲出阵前，大喝道：“蒲军摆阵不战，是何道理！若是怕了我家节帅，不如早些打了包袱回家！若是担心失了颜面，不如遴选一将前来与某一战，以作了结！”

    河中诸将心中大奇，河东军历来以勇悍著称，河中军中更有朱八戒这等天下悍将，韩建莫非失心疯了，竟然派一将出来挑起阵前斗将之战！

    阵前斗将，并不稀罕。唐宋之际，藩镇混战，行军部署的缓急轻重，以及列阵攻击的形式，尤于战争胜败当中占主导因素。将兵之道，虽然由各种客观环境，诸如敌我的地势、兵数、补给等因素左右，唯将领在战斗中发挥的才具应变，亦足以改变双方强弱的定律。唐末、五代、宋初，战阵中的单骑决斗方式，充分体验权力争霸过程中善战军人的英雄主义，类于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精神，而双方主将的骑斗形式，也在很多时候构成两军胜负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由唐入宋的五代时期，正是中国全面进人割据分裂之局，又于极短时间内完成统一之势，将帅短兵相接的情况频繁，作战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得以提升，因而形成一种特别的战争文化。单骑决战，常于两军屯驻据点、列阵对垒之形势下临时启动，反映两军经过权衡轻重，以挑战与应战的方式，达至速战速决的军事效果。

    唐末五代盛行阵前骑斗，与阵式中马军的战斗角色不断崛起有关。战争之道在于攻守，历代兵法均以列阵来统整行军或作战队伍。由于各类兵种位置配合得宜与否，能左右全军进退，在实战当中逐渐得出不同的布阵经验。春秋战国，随着铁器广泛使用于兵器战具上，车战的主力逐渐由骑兵和步兵取代，无论是左中右三军或前后左右中五军的布阵，马队均配置于前列及两侧位置，掺杂步兵，负责急击行动，并作为居中主帅和后勤轴重的必然掩护。隋唐行军列阵心得，继承自汉魏南北朝之漫长中古时期，最终衍成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式作战原则。

    史称大唐名将李靖从诸葛亮的八阵变化中加以改良，创置六花军阵，加速马步军之间的成熟配搭，骑队纷纷编成战队及跳荡队名目，作为支援正兵的突击奇兵。六花阵法，就是将马军和步军整合于六个方阵之内，即右虞候军、右前军、右后军、左虞候军、左后军、左前军，连同置中的中军，构成行军时随时开列的七军阵势。在《李卫公问对》里，又提及李靖认同曹魏治骑兵的理论，即在作战时，“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至于“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的三个互相庇护的层次。而战骑一陷骑一游骑的职分，使我国中古时期的马军日趋精锐，成功建立起前线作战的阶梯。

    唐太宗以轻骑扫除群雄，在在显示马军的机动应变能力，有效作为突袭奇兵的一股新力量。为应付突厥人侵，武则天时期且于万岁通天二年及圣历二年，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处成立武骑团，以加强国内马军实力。这些地方的马兵团，加上各种城傍及步兵团，最终演为藩镇团结兵的马步军种。如以河朔三镇的军力而言，大历十二年，魏博七州和冀七州各拥兵五万，而平卢十五州则有十万之众以上，与建中四年幽州十二州之兵数相约，为较强的藩镇。一般小型藩镇的兵员则在二至三万人，如襄阳六州、凤翔一府一州(现在李茂贞时期除外，他其实有几个镇的地盘)和泽潞五州等。

    藩镇之间的战争，常指联合数州四五万的兵力作定点招讨而已，与唐前期动辄率十万以上大军持续长途的境外作战，本质上呈明显的差异。藩镇私兵有限，令战争的动员规模与作战方式也趋于灵活多变，过往在中央行军部署中常作先头作战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藩镇禁卫的中核力量。例如历史上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顒“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各藩镇无不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便捷，尤其注意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以期达至速胜的战争效果。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更为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以应付多变的地理形势。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攻守兼备的弹性战略，务使损兵折将的程度减至最低。于是敌我阵营之间的骑斗文化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两军对峙时的序幕战。从双方列阵后的邀战、迎战，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习以为常的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

    事实上到了宋朝，《武经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