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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主导权的问题上将不免反目甚或一场恶战。

    在内因方面，首先是李茂贞制定的计划不周，实施不力，且准备不充分，是导致这场预谋失败的主要内因。既然李茂贞安排李继鹏相机行事，那他就应该提前考虑到突发情况，并提前制定应急方案。比如李继鹏的兵力过少，难以应付突变，无法掌控局势。再者李茂贞也没有及时安排部队策应或接应，而且就最后结果来看，李继鹏的个人能力也值得商榷。其次是李茂贞并无强援。李茂贞虽坐拥地利，但在内没有得力内应。掌权的宦官中，李茂贞仅拉拢住了神策中尉刘季述，另一权贵枢密使骆全瓘却支持王行瑜。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抓住京城中的主要兵力——神策军的主导权，而在周边又没有强力外援。李茂贞与王行瑜在争夺天子问题上的反目，华州韩建受困于李克用的沙陀军，关中藩镇同盟遂失去意义。

    面临强敌在前之时，内忧外患，天时、人和俱不佳。总之，一切的发生都显得过于忙乱，李茂贞似还没有做好挟持天子实际行动上的准备。“挟天子令诸侯”的时机尚未成熟。李曜的这次出兵，就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李茂贞此前的教训，这也是他仔细分析历史上李茂贞得失成败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李茂贞的得失成败来看，真正要掌控大唐天子不光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时机。那是在光化三年十一月，唐廷突然发生了权宦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幽禁李晔、拥立太子李裕的宫庭政变。此事历时数月，至天复元年正月，方在宰相崔胤和孙德昭等部分禁军将领的努力下得以平定。这场政变使得晚唐政局更加混乱，也让李茂贞嗅到了良机的到来。

    天复元年正月，身兼凤翔、彰义两镇节度使的李茂贞待局势稍定就率军入朝。他名为入朝，实为打探底细，再次制造机会。《北梦琐言》云：“(李)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鸾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而历经劫难、恍若重生的唐李晔，不知是过于恐惧，还是出于笼络，破例加李茂贞为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对此，《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自太宗以尚书令即阵，不复授人，郭子仪有大功，虽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强力，虽求之而终不获。盖君臣上下，犹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贞，唐法荡然，于此极矣。”李茂贞加官尚书令，代表了唐室对李茂贞的最终妥协，意义重大。

    对于李茂贞而言，不仅位居人臣之首，为其他藩帅艳羡莫及，而且他还再次主导了中枢要职的任命，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被任命为左、右神策中尉，韩全诲也曾任过凤翔监军。这两人都依附李茂贞，属于李茂贞的盟友和代言人。这次关键的中枢任命，不仅让李茂贞在朝中有了强力内应，而且因此还控制了神策军。

    而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也急于寻找靠山的宰相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以外兵制之，希望通过控制神策军来达到削弱宦官的力量、巩固皇权及自身地位的目的，也向李茂贞靠拢示好，主动要求李茂贞留兵在京师宿卫，欲以外兵防内患。正中下怀的李茂贞遂命亲侄李继筠仗统领岐军三千精锐宿卫.，并密令其相机而动，劫持天子到凤翔。而韩全诲、张彦弘等人都曾任职于凤翔，与李茂贞早有勾结。崔胤不防，留下凤翔兵，实为“家国两危”。韩全诲则趁李茂贞入京时“深与相结”。

    李茂贞还镇后，其侄李继筠被封为神策军都指挥使，并遥领岭南西道节度使。他与韩全诲开始密谋挟持天子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军事上，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拉拢了李晔复辟的两位功臣、禁军重要将领李彦弼、李继诲，由此他们从神策中尉到神策将领从上到下地直接掌握了神策军。其次在财权上，他们先是因为“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而“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这样，李茂贞仍然可以掌握卖曲之利以赡军。其后他们又导演了“双簧”的把戏，“(韩)全诲撞李继绮诉军中匮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诏罢(崔))胤领盐铁。”他们从宰相崔胤手中夺得三司，掌握了财政大权。

    而宰相崔胤觉察到了宦官与岐军的一系列诡秘举动，这才幡然醒悟，原来要求李茂贞留兵宿卫不仅不能制约“宦官典兵”，而且无异于引狼入室，引火上身。于是崔胤觉得他需要另找一个靠山，而当时的局势是河东李克用为朱温所败，大伤元气，强藩除了李茂贞之外，最强的就是汴梁朱温，而“时朱温、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朱温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崔胤只能将橄榄枝抛向朱温，而雄心勃勃、实力强劲的朱温正需要在朝中寻找一个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史载崔胤“阴厚朱温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作为南衙领袖的宰相崔胤是晚唐李晔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向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晚唐政局的走势。面对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倒戈，而且倒向的是李茂贞最强劲、最有威胁的对手—朱温，李茂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