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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改进型的农具，一旦成功，对于节省人力资源，也是有帮助的。至于军府所得粮食会不会不足，此前农业司方面也曾做过核算，认为我们河中现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只要再开发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适合种粮的土地上种植一些其他作物，粮食本身并不短缺。事实上，某如今更关注的是粮食的转运调拨，军府一旦作战，粮食在转运调拨中的损耗实在太大了。”

    李曜最后这句话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实情：光有粮食不够，运输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商品构成及其流转距离，是衡量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水平的两个重要尺度。商品构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内，而且其地区间的流转距离加大，无疑标志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中，粮食的长途贩运格外关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汉代谚语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表明汉代人已经认识到粮食长途贩运的距离与其商业利润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制约关系。

    李曜搞供销出身，当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货物运输也权cao其手，他甚至还去进修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课时就从古到今地分析过商品运输。那位教授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长途贩运现象比前代增多，并以此作为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可惜那节课毕竟是面向现代，那位教授也只是随口说了一下古代的情况，其所论未能注意区分粮食长途贩运的水运距离与陆运距离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实，沈约在《宋书》中曾经指出：“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可见南朝时粮食作为比较笨重的商品，要进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从陆路进行长途贩运，其难度更大。这是后来李曜在闲暇之时所了解到的。

    至于汉唐间大批粮食的长途运输，往往以水运为主。然而，粮食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要最终实现销售，陆路运输又不可或缺。因为河川毕竟有限，无法四通八达。即使是水运到商品集散地，还须靠陆运才能散泄到星罗棋布的城乡粮食市场。所以，中国古代两地间的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远近，关系到对当时粮食流通范围乃至对当时商品经济水平的估计。李曜到唐代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转运事宜，因此对这其中的损耗颇为心惊，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再回头看古代的粮食运输损耗，格外地震惊，他曾拟就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试作量化研究，时或兼及水运距离，后来事务繁忙，便将这件事交给了陆运司和水运司，由他们去做计算，还真得出了结果。不过两司的计算是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算出来的，而那种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习惯，因此他私下仍然将其改换成了后世所学的模样，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然后将之核算了一次。

    其实制约唐代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经济因素，可分为粮食销售价(p)和粮食经营成本(c)两方面。而粮食经营成本包括粮食收购价(c)、运输费用(tf)、商税(t)、途中货物寄存费用(sf)等各项。其中运输费用一项，唐人称为“脚直”。李曜查阅《史记·货殖列传》，发现汉代商业利润平均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说法。他自己的计算即取为一个参数。因此，商人长途贩运粮食时，其期望的销售价与经营成本的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况下，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经营成本要多少？

    首先，关于脚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车马驴等的人手雇直、车损、马料、食宿等各种费用在内。《大唐六典·度支》对天下舟车水陆运输的脚直有明确规定：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缺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孤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其用小舡处，并运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据李曜现在的了解，至少当前北运，实际是每斗300里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约6.25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