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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特别是由于政策目标上的财政目的，往往使王朝初期大力推行的重农政策不能持久，而呈现出一种短期性。大致说来，规律性演变的情况是，从一个王朝的中期开始，由于内事兴作、外事四夷、机构臃肿、官僚增多等原因，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致使朝廷初期采取的扶助农业、轻徭薄赋政策执行失效，转而逐步加重对农民的赋役剥削并在朝廷后期走向对农民敲骨吸髓式的剥夺，成为广大农民破产流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发现，由于吏治腐败、钱权交易、官僚经商、官商合流、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等原因，也大致从一个朝廷的中期开始，历朝各家初期都采取的严厉的抑商政策开始，然而却又走向失效，结果是官僚经商根本无法禁止，富商大贾多与官僚勾结或者自身转化官僚也无法遏制其经商行为，朝廷所能够继续抑制打击的只剩下民间中小私营工商业，抑商政策在这时实际上就走向了废坏。

    另外，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重农抑商本身也不可能长久坚持。

    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是历代朝廷推行的核心经济政策，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整体结构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民间私营工商业必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不是政治权力所能任意加以抑制和长久摧残的。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运用政治权力，采取超经济方式对民间私营工商业实施抑制打击，本质上是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属于国家政权与经济法则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升，势必会越来越尖锐。这种矛盾注定了抑商政策的历史暂时性，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突破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必然引起的商品货币流通的活跃，原先的历史上，到了明朝和清朝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更趋成长和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王朝统治的母体中显著出现，预示着社会形态上的前进变革趋势。

    然后明、清王朝统治者依然坚持重农抑商政策，依然抑制打击民间私营工商业，推行了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制度措施，从而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造成社会进步与政治强权之间的尖锐对立。这时的重农抑商政策就失去了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而日益呈现出其反经济发展性、反社会进步性，严重阻碍迟滞社会的前进。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西封建国家的商业政策已经迥然不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在明清两代基本上依然推行传统的抑商政策，而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西欧专制主义国家却执行了促进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两种不同的选择，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欧由此加速了封建经济瓦解的过程，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封建社会却长期延续下来，直到1840年外国侵略势力发动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结束自己在封建经济瓦解道路上踯躅的局面，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道路。

    穿越者的好处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李曜很多事情是站在后世的角度回过头看历史，这样有时候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农与商的问题同样可以借鉴后世经验。

    哪怕就在李曜穿越之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仍可以说是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十分重要。重视农业，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直十分明确和一直在大力加强的。什么“农业现代化”、“以市场为导向”、“农业产业化”之类的词汇，新闻里经常听到。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所主张的要实现重农就必须抑商，或者说必须实施抑商才能实现重农，李曜认为完全不可取。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注重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作用，没有工商业的相当发展，就不会有农业的相当发展。而且，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农业产业化，则不但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本身就包含了自身的工商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表明农业已经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而是包含了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运销。农业产业化已经将农业和工商业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成为复合运营的现代产业经济。李曜大力推动新型农业器械的创造发明、推广应用，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现代经济是农工商各行业的综合经济，李曜如今做了节帅，也多次向下面灌输“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的观念，但毕竟能经常“聆听教诲”的只是身边的将领、幕僚，那些河中士绅名流是没有机会的，因此才有了今日之事。

    对此，李曜仍是打算贯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一边让李袭吉、史建瑭严密监控军中的异己分子，一方面开始着手各种宣传、游说，以争取这些士绅的支持。

    这件事刚安排好，还没看见成效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