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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金科玉律的重农抑商政策全面成形。

    秦强与商鞅变法，而商鞅所行的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并且有着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商鞅身死后，重农抑商政策仍在秦国继续推行。到韩非子主政时期的秦国，明确了“农本工商末”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又开始称为重本抑末政策，还把工商业者视为国家的“五蠹”之一，明确主张铲除“五蠹之民”，加以更加严酷的打击，抑商政策的极端化进一步强化。大富商吕不韦当政时，抑商政策虽有所缓和，但政策本身仍然十分明确。《吕氏春秋?上农》载：“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就是明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政策，甚至把商人和罪犯一同看待，多次遣发商人等到边境地区戍守，加以严酷打击。

    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重农抑商政策臻于成熟，它所采取的具体的重农抑商措施也探索出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对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提供了成熟系统的理论，又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运作模式，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对当时经济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秦国迅速富强的成功做示范，自秦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推行，并由这一基本政策衍化出轻商、贱商、鄙商的观念和意识，形成一个包括意识、观念、思想和政策在内的有机整体，根深蒂固。在原先的历史上，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重农抑商政策才开始走向破产，直至消亡。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与古代帝制王朝时期相始终，其中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朝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都具有典型性，反映的是王朝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支配和cao纵控制。

    秦国的成功不是幸与，李曜当然知道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重农抑商政策被历代王朝长期推行，正是因为它可以对维护王朝政权统治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后世很爱说的“历史的合理性”。

    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家的盛衰存亡。王朝统治者在实际的统治实践中，对此形成了明确清晰的认识。通过从思想到政策的演进，王朝统治者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大事来抓，采取鼓励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措施，将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手固着于土地之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直接结合，来切实稳固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政权统治，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必然的。重农抑商政策，保证国家经济政策向着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倾斜，保障农业生产的主导性地位，当然有其合理性。

    同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有着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并使结构优化的一定合理性。古代社会，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是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对民间私营工商业采取抑制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为重要，以工商业为辅助为次要，保障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主次重轻关系，在某些时候，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运行结构要求和运行规律的。毕竟抑商政策还没有极端到灭商政策，不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完全取缔民间私营工商业，而是主张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能危及农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击垮农民而危及国家赋役来源和政权稳定。民间私营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但它的发展不能损害农业根本和国家统治稳定，必须将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完全没有，也不能发展过高。对民间私营工商业“抑”而不“灭”，是一个政策原则，是一种控制策略。

    至于为何一定要控制，主要是因为农业和工商业各有其生产运营特点，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业生产周期长，成本高，但效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高，利润积累迅速。高效益高积累的工商业，是促使社会财富占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推动力，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扶持，又主张对工商业抑制，甚至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即主张通过剥夺工商业来补助农业，这也有着防止两极分化的一定积极意义。

    中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