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节 (第5/5页)

王行瑜可比，纵然我提沙陀劲旅，怕也不是那般轻易可胜，而他如今又得邠宁，坐控三四十州，拥兵二十万……不瞒嫣然，某这河中，除去河东暂驻兵员之外，如今只有五万可用之兵，同时对阵李茂贞与韩建二贼，背后又要防备朱温、王珙，实无把握，这才迟迟不肯出兵。”

    王笉见李曜如此掏心剖腹，将话说到这个份上，连自己的家底也全盘托出，不禁心中又是感激，又是吃惊。感激的是李曜的信任和重视，吃惊的是情况竟然真有如此危险。她下意识惊道：“李茂贞竟然强大至斯？”

    李曜叹息一声，道：“前番李茂贞畏惧我河东军威，服软不战，世人皆以为其不过如此，却不知这正是此人厉害之处……”说着，将自己派出的细作对李茂贞的调查一一说与王笉知晓，同时又将自己的分析说与她听。[注：李曜所讲述的李茂贞早期发迹史，由于篇幅较长，估计又有些读者可能没有兴趣，故附于正文之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没兴趣的读者请直接无视。我现在确实不敢再学金庸先生，插叙太长的“非主角故事”了。]

    晚唐是个多事之秋，就在这个急剧动荡、群雄纷起的时代，李茂贞从区区一介武夫一跃成为称霸一方的一代袅雄，其发迹史颇具传奇色彩。

    众所周知，藩镇干政是晚唐政局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现象。在此之前，方镇干政的主要方式是抗命跋扈，表请节旌，以争取权力世袭、维护既得权益为核心，而很少直接干预朝政的制定和实施。而晚唐自广明以后，群雄割据混战，日渐衰弱的唐廷不仅失去了各地的实际控制，就连朝命制定也要唯强藩马首是瞻。藩镇尤其是强藩多通过干政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与唐中期以来藩镇跋扈迥然有异，是晚唐以来皇权衰微的直接体现。

    藩镇在地域上的兼并与扩张必然伴随着权力上的扩张，而藩镇干政就是这种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其实从晚唐藩镇干政的发展轨迹来看，这样程度干政并非始自李茂贞。在僖宗中和三年，郑畋任相，主持朝政。风翔节度使李昌言“自以袭(郑)畋而夺之镇，今败当国，内不喜”，遂于七月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息从过此”郑畋因此被迫罢相。凤翔李昌言这次上表干预执政大臣的任命，可以算是唐末方镇干政的开始。光启元年，大宦官田令孜专权，为夺盐利导致沙苑王师溃败，天子出幸。期间，河东李克用、河中王重荣、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多次上表请诛田令孜。之后，朱玫逼迫百官奉立襄王为帝，他“自为宰相专权”，垄断军务、财政大权。这都是干政的极端表现。至于大顺元年，宰相张濬率王师讨伐李克用，官军惨败，次年正月，李克用遣使上表，迫使唐廷贬宰相张濬、孔纬，是为李克用干政。可见藩镇干政的原因、目的、方式、烈度不一而同。

    李茂贞出身神策军，亲历晚唐数次朝廷变乱和乘舆播迁，对朝廷虚实知之更深。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他盘踞凤翔雄镇，鲸吞山南，虎视京师，割据态势已成。势力不断坐大的李茂贞遂“恃勋态横”，或“擅兵窥伺”，或“辞旨不逊”，骄慢跋扈，凌弱朝廷，“颇干朝政”，甚至抗命逼宫，杀相劫君，达到唐末藩帅干政的顶峰。

    李曜伸出四根手指：“我意李茂贞必讨，乃是因其有四大不可赦之罪。因此，总想出兵之前，先做好万全准备。”

    王笉轻扬柳眉：“哪四大罪？”

    李曜再次一根一根伸出手指，数李茂贞之罪状：“其一，强吞山南，胁君杀相；其二、耀武阙下，扶植代言；其三，河中争帅，通宫谋废；其四，截掠京城，舆驾播迁。”然后，便一条一条详论，指出其罪之细节。

    李曜数其罪一，是强吞山南，胁君杀相。

    在藩镇兼并扩张的大环境下，位居雄藩、野心勃勃的李茂贞早就对山南西道凯觑己久。景福元年正月，李茂贞抓住大宦官杨复恭叛逃兴元并与杨守亮等人举兵抗命的时机，率领关中诸镇即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共五节度联合表请讨伐杨复恭，并为李茂贞讨一个“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名号。李茂贞主动上表求加职名，这被视为他干政之始。

    唐廷认为李茂贞既得山南，则不可制约，遂下诏和解。然李茂贞不听朝命，擅自伙同王行瑜举岐邠大军进击山南。李茂贞一面挥军南下，抢占地盘，以使进讨山南成为既定事实，一面继续不停地上表求加“招讨使”的名号，还向执政的宰相杜让能、权宦西门君遂施压，书信中“辞语不逊”，有“陵蔑朝廷”之言。这是李茂贞首次公然违抗诏命。李晔迫于压力，只得加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给了李茂贞一个“奉诏讨逆”的名分。李茂贞也终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随后，李茂贞仗持“天威”和优势兵力，于当年八月攻克兴元，至乾宁元年七月彻底吞并山南西道等四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