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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三百年的李唐天下，皇帝就算再怎么没有真正的实力了，他至少也还有一样无人可以轻易撼动的法宝，那就是——正统！

    李曜知道，历史上梁晋争霸的双方，在政治策略上，一开始都是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的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一方面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另一方面尽可能营造宽松友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前期梁方挟其强大军力，以“勤王”之名，频频兴师，获得了较多的政治资本。但在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并弑君篡代之后，梁就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晋方反而以复兴唐室为号召，以正统自居，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先看梁方的情况。在晋梁之争前期，朱温处处以“尊王”、“勤王”为号召，招降伐叛，占据上风，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在晋梁之争前期获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在平定黄巢余部秦宗权的过程中，朱温的宣武军始终是主力军，也得到朝廷的格外器重和恩荣，从中和四年九月起，朱温先后被封为沛郡侯、沛郡王，兼领淮南节度使，赐纪功碑、铁券，任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他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可以征调周边徐、兖、郓、许等诸镇兵力与其协同作战，得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相持，最终取得了这场军事斗争的胜利，直至龙纪元年平定秦宗权，献俘长安，进封“东平王”，从此为自己赢得了拥戴王室的巨大政治声望和政治优势；在随后进军河北、河中、围困河东挺进关中之时，他也处处以尊王为号召，无不招降纳叛，所向披靡；在光化元年他又介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支持宰相崔胤诛杀宦官刘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复辟，被册封为梁王；在天复三年他率军围困凤翔，诛杀宦官韩全诲，从李茂贞手中第二次解救昭宗，护驾返回长安，被赐封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此时他的个人声望和政治优势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如果朱温能够就此功成身退，那么他的确不失为再造唐室、复兴社稷的第一功臣。但是朱温的胃口却不限于此，他还有更大的个人政治抱负和雄心，那就是开创朱氏王朝，称孤道寡，享受帝王之尊。应该说，在帝王思想盛行的古代社会，这一愿望也不为过分。如果他能够效法曹cao和司马懿故事，充分发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继续以尊王为号召，招降伐叛，平定四方，待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后再取唐而代之，政治效果可能要平稳的多。但是朱温未免cao之过急，在军事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河东、淮南、凤翔、前蜀、幽州等强敌犹在，环伺四周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采取弑君等残酷手段，强行篡代，反而使自己背上了乱臣贼子、不仁不义的恶名，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在政治上迅速陷于不利境地。随后晋梁双方形势的优劣转化皆与此有一定关系。

    在朱温篡唐自立以后，晋方更是以此为口实对梁方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丑化梁政权，争取政治盟友和民心。晋方一直称朱梁为“篡逆”、“篡伪”、“伪朝”，始终不承认其年号，仍奉唐正朔。而且这种忠于唐室的态度和对唐朝的怀念之情在当时社会与民间颇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在朱温挟持并弑杀昭宗前后，也引起了内部的一系列不满和叛乱事件的发生。

    就譬如刚才引起李曜注意、一向极受朱温信任和重用的梁将丁会，闻昭宗被害，立刻“三军缟素，流涕久之”，已经埋下了对朱温不满的种子。所以当后来晋军进攻潞州时，他愤朱温之弑君暴行，举潞州不战而降晋。丁会在向李克用哭诉其归降原因时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

    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在接到昭宗临危之际的“勤王”密诏后，也奉旨泣下，慷慨激昂曰：“吾辈为天子藩篱，君父有难，略无奋力者，皆强兵自卫，纵贼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谁之过，吾今日成败以之!”遂致书李克用，遣使南下请援杨行密，起兵反梁。

    在朱温诛杀昭宗，预谋代唐自立之时，也派使者前往晓谕已经归附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和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兄弟，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匡凝对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深恩，不敢妄有它志。’”遂与诸镇联盟举义，誓讨朱梁。

    而淮南杨行密、前蜀王建及其后继者，还有岐王李茂贞等也始终不承认朱梁，要么自立为王，要么仍奉唐正朔，与河东互为犄角，构成钳制朱梁之势。

    因此朱温在弑君和篡代之后，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反而使自己在政治和道义上，陷于失道寡助、四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并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最大口实，从而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这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