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再认识 (第1/3页)

    二、对西方经济学的再认识

    要回答“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面临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今天，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再认识。

    西方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就是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大家族，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和各个流派，其中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包括货币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分支，还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狭义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从广义的西方经济学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是研究生产关系的或者制度的，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我们不能一概说西方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

    狭义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原理，我认为实际上是一门市场经济学，更确切地说，是一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从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一代一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理论阐释，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跨越新阶段，不断出现新的经济问题和新的经济现象，从而刺激了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新陈代谢，推动了经济学流派的此起彼落。

    研究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主流学派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阐释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机理，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

    中国经济学界过去主流的看法是，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庸俗经济学，因为马克思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定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大卫·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它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最美好的制度，是永恒的或人类终极的制度，它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在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中兜圈子。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沿用马克思当年对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的评价，认为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西方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

    认真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之后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30—90年代，这个阶段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它的主流经济学，确实是主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其主要内容是庸俗的。我们只要看看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马尔萨斯到维塞尔、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就知道。庞巴维克宣称他的理论已经摧毁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埋葬了。这就不是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了，这实际上是两种经济学的政治斗争。那个时期的西方经济学确实是以辩护为主的，甚至是诡辩，例如西尼尔把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说成工人劳动过程的“最后一小时”生产的。它为什么要辩护？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了，但是其基础还不牢固，还有被颠覆和被推翻的危险，因此需要巩固。我把这个时期叫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时期。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代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承担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任务，他们害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和被另一种生产关系替代的可能性，因而回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进行研究，并竭力为这种生产关系进行辩护。

    我们注意到，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是把研究对象逐渐转移到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上去了，它们撇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探讨而只研究生产一般。这就使得西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