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8/18页)

。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你用在咏落花上，灵修是指东皇，‘东风无力百花残’，以致落红化作春泥。但仿佛亦有自伤之意在内，中间有人阻隔，所以你不能为皇帝所用，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内吗？”

    “让你识破机关了。”龚定庵笑道，“你听我念第四片。”

    “凌波袜懒，绣线裙松，换吴棉白苎。为一种心情无奈，断送韶颜，憔悴而今，劝君休舞。浑都不管，愁侬怨汝。灵犀一寸分明见，更无须弄入瑶琴柱。纱窗日落无人，独倚黄昏，有谁省否？”

    他念一句，燕红抄一句，抄完从头细读，好久才说了一句：“这几首词，尽够我打发闲工夫了。以后有新作，让我先读为快。你请吧！”

    这年会试的房考官中，有个礼部主事，是个大名士，名叫刘逢禄，江苏常州人。他的祖父是乾隆丙午举博学鸿词取中一等第一名，后来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刘纶，但刘逢禄的学问得自舅氏庄家，他的外祖父庄存与、舅舅庄述祖，都是经学名家。嘉庆十九年刘逢禄点了庶吉士，散馆试不甚得意，改为部员，分在礼部，那真是为职选才，完全对了路。

    原来刘逢禄做学问务通大义，不在一章一句中下功夫，因而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理想境界。嘉庆二十五年仁宗驾崩，丧仪自大殓至山陵奉安，由他搜集资料，一手拟订，可说是自唐朝设置六部作为中枢最高行政机关以来，所未有的盛事。

    此外还有大大小小属于礼部的难题，刘逢禄常用经义来析疑，每每迎刃而解，最有名的一次是，越南国王的老母有疾，特遣贡使来乞求人参，奉旨赏给，但诏书中有“外夷”一词，贡使要求改为“外藩”，礼部堂官因为诏书是奉钦定的，难以更改，大伤脑筋，只好请教刘逢禄。

    于是刘逢禄拟了一通牒文给越南贡使，牒文中先引《周官》王畿以外的土地分“九服”之说，夷服距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则藩远而夷近。意思是越南要改用外藩，反而是疏远了中朝。

    其次解释“夷”字是美称，引《说文通训》的话说：羌从羊、狄从犬、蛮从虫、貊从豕，皆是“物旁”，惟夷从大、从弓。夷是东方大人之国，那里很重一个仁字，仁者有寿，“东方不死之国”之称，所以孔子愿居九夷。言外之意，既为圣人所愿居，自然是乐土。

    再下来是引乾隆年间的上谕，饬四库全书馆不得将古书中的“夷”改为“彝”，于此可见，出于满洲的皇族，亦不以“夷”字为嫌，其为美称，不言可知。结论是：“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越南贡使看了这道霞牒，高高兴兴回国去了。

    又有一回——是三年前的事，有人上奏，请以康熙年间的工部尚书汤斌，从祀文庙。交部议时，由于汤斌在上书房当差，曾获处分，乾隆年间，亦曾有此议，为高宗所驳。现在旧事重提，如果准如所请，与高宗的意向不符。

    但刘逢禄的看法不同。汤斌是理学名臣，清廉方正，古今罕见，在上书房辅导太子二阿哥读书，由于种种缘故，劳而无功，而且有人进谗，以致获罪。乾隆朝的驳汤斌从祀文庙之议，是因为世宗夺嫡，上谕中曾反复声言二阿哥如何不成材，以致太子位号被废。二阿哥不成材，当然是因为师傅辅导无方，所以汤斌虽在雍正年间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且追谥“文正”，但从祀文庙之议，因为有“二阿哥不成材”这个说法在，不能不归咎汤斌之不足为太子师表，就不能不驳此议。现在时过境迁，这个不准从祀文庙的原因，早就消失了。

    当然高宗的这些隐衷，自不能提的，刘逢禄只拿尧与舜的不肖子丹朱、商均，以及周武王的两个后来叛国的弟弟管叔、蔡叔来比拟为康熙朝的二阿哥，援笔而书：“后夔典乐，犹有朱、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舜之贤臣后夔，掌管礼乐教化，但并未感化丹朱、商均；太公望吕尚为周文王之师，但像管叔、蔡叔这种，也是教不化的。用这两个典故来表明汤斌在上书房获咎，咎实不在汤斌的说法是很有力的。礼部尚书汪廷珍决定照刘逢禄的见解申复，终于奉旨允准。

    刘逢禄没有放过主考，但顺天乡试及会试的房考，几乎每一科都有份。这年入闱后，焚香祝告，愿上苍默佑，凡真才实学，而闱中常遇到有眼无珠的房官，以致埋没的举人，他们的卷子，都能分到他这一房。因为他自负有衡文巨眼，人才绝不会在他手中错过。

    果然卷子一分来便是一喜。原来会试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钦定名额。本省房考官不能分得本省的卷子，以防作弊。江浙人文荟萃之区，刘逢禄不能分到江苏的卷子，却分到浙江的卷子六十本。浙卷七百，除去本省，十七房房官平均分配，每房只得四十一二卷，如今几乎多出一半，而且龚定庵的卷子，很可能就在这六十卷中——龚定庵中举后，入京会试落第，曾向他问学。当时“春秋三传”中，以《公羊传》最盛，但《公羊传》向分两派，董仲舒讲谶纬五行，何休则重在阐发《公羊传》作者公羊高的微言大义。此派在汉学中属于今文学派，乾隆以后以常州庄氏为巨擘。刘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