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第3/8页)

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志》又云：“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寖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jian。”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579年），铸行一种新的钱币“太货六铢”，此钱铜质优良，轮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精妙绝伦，居南朝之冠。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