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第2/8页)

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勋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cao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则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魏大和五年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县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铢钱。三年，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