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米法与周忱：功亏一篑的财赋改革与郁 (第2/3页)

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送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明宣宗实录》卷57、39、44、55、70）

    从中可知，周忱等人的所谓“总督税粮”，是对宣德二年以来差遣部院大臣催督税粮办法的延续，而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周忱等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破格提拔，专门负责督粮工作的；另一方面，为便于常驻地方处理督粮相关事宜，周忱等人还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巡抚”功能，可以对地方诉讼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理，特别是对于涉及税粮逋欠问题的经济案件，可以便宜行事。

    这和之前的部院督粮大臣是有本质区别的，倒是同胡概、叶春巡抚期间的职权有通同之处。

    只不过，周忱等人的本职工作是督粮，而胡概则以捕盗和督理农务为主。

    在周忱之前，宣宗已经任命了侍郎成均赴江南接替胡概督理浙西农务，也兼任“巡抚”。

    至此，江南地区再次出现两位巡抚，即“督农巡抚”成均和“督粮巡抚”周忱。

    到宣德七年，成均还部后，周忱一人集督粮、督农（治水）、巡抚等权责于一身，还陆续肩负起清理军伍、督理盐政等职权，其辖区也基本固定为南直隶十府一州，兼管浙江嘉湖二府税粮、水利，而应天巡抚至此遂成为定制。

    周忱是著名的理财专家，先后在江南巡抚达二十一年之久。

    “江南赋，民独苦，征一石，解万户。

    周尚书，来何暮，减官田，十之五。

    济农仓，不足补，浚六湖，成沃土。

    二十余年歌且舞，谁其嗣之赤历簿？

    尚书不来吏呼怒。民独苦，江南赋。”

    上述类似民谣的《江南赋》，乃清初被康熙皇帝称为“老名士”的长洲才子尤侗所作，用以歌颂明代江南巡抚周忱的历史功绩。

    周忱的根本任务是缓解永乐以来江南地区的巨额逋赋，保证对国家财政的有效供应，而督粮期间更实现了对江南财赋的全面整顿。总体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落实宣、正年间的江南减赋。

    2，促进田赋改折。

    3，配合漕运制度改革，创立论粮加耗的“平米法”（也叫“牵耗法”）。

    4，建立济农仓制度。

    如果说，前两条是对明前期逋赋的前提——“重赋”的直接缓解，那么后两条，则是着力于提高江南地区的赋税征解偿付能力。

    据周忱自称“直隶苏松常州各府，税粮繁重，自永乐初年至宣德七年以前，并无一年纳完者。臣受命以来，夙夜恐惧，是以不避嫌疑，违越常例，令各府县于水次置立仓场，将一应税粮连其食用船钱加耗米俱收于内，见数拨运，积有余剩，付有司赈济贫民，及买办军需公用，近八九年间，方得总足”。（《明英宗实录》卷116）

    随着这些措施的顺利推行，从宣德七年以后，永乐以来日益严重的江南逋赋终于得到控制。

    “自宣德八年为始，至正统十四年止，通计一十七年，每年完过正粮四百余万，皆有通关销缴。苏州一府，未立法之先，每年欠粮一百余万，皆幸蠲免。既立法之后，每年完粮二百余万，又得余剩加耗别用。……苏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因忱稽考加耗，税粮俱完，全无拖欠”。（周忱《求全得毁书》）

    可见，宣德八年至正统十四年间，确实达到了《明史》所称的“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的状态。

    周忱治理逋赋的诀窍，在于成功地利用“平米法”和“济农仓”建立起一套强大的江南地方财政系统，不但成功完纳赋税，还产生了大量“羡余”，用以支付地方公共开支。

    但问题是，地方独立财政系统与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原则格格不入，因此朝廷内外对周忱江南政策的质疑与弹劾就一直持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