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己巳之变的实际起因驳一个根深蒂固 (第4/4页)

，如朝鲜之例封予王位，双方维持现状，分地治之，明朝统治关内，后金统治辽东，辽西则为双方的缓冲地带。

    然而袁崇焕的立场是后金必须归还东的土地和人民，否则便是没有诚意，如他所说“臣亦不讳言款，即惠徼宗社之灵，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何禅不为”。

    不过，为了争取时间整顿军备，袁崇焕对议和抱着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他希望明廷能和他一道促成议和，但是明廷君臣对于议和讳之莫深，辅臣钱龙锡不敢做主，兵部尚书王洽坚决反对，宁前道孙元化也不赞同，朝廷言官更以谋款弹劾袁崇焕，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袁崇焕以和佐战的策略未能贯彻落实，相反几番的敷衍拖沓却让皇太极急和之心按耐不住。

    崇祯二年二月一日，高鸿中在奏本中称，如果明朝不同意后金的要求，仍然“要人要地”，那么就是“无讲和意”，“此和不必说”，“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形，或攻或困，再做方略”。

    当皇太极收到袁崇焕要求归还辽东土地、人民的回信，又得知明廷内部反对议和的声音很强大，他就对议和不抱希望，决意对明发动报复性的战争。

    崇祯二年六月，皇太极下谕诸贝勒大臣“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明之君臣，若听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则我国满汉蒙古人等，当釆参开矿，与之交易。若彼不愿太平，而乐于用兵，不与我国议和，以通交易，则我国所少者不过锻帛等物耳。我国果竭力耕织，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锻帛等物，亦何伤哉。我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师行时，勿似先日以我兵独往，当令蒙古科尔沁、柯尔克、扎鲁特、敖汉、柰曼诸国合师并举”。

    七月十六他致书大明国诸臣，对明朝大加斥责，威胁发动战争来报复，这其实就是发出了“己巳之变”的战争宣言。

    己巳之役，后金兵之所以能绕过重兵驻守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入犯蓟边，很重要的原因是碦喇沁蒙古的降金并充当后金向导。

    启祯之交，漠南蒙古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察哈尔林丹汗下属敖汉部、奈曼部因与大汗结怨，又怕后金来攻，遂归降后金，以此引起了山南察哈尔其他部落的纷纷不安，要么选择远避，要么选择投降后金。

    敖汉部、奈曼部离开宁远、锦州边外的住牧地，东投后金，使得宁、锦防线北边的屏障渐稀，其侧翼的防护作用受到削弱。正如王之臣所说，“西虎自都令等东投奴贼，北边行六七日，閬无一夷，则我之肩背皆受敌之地也”。

    其次，更严重的是察哈尔本部林丹汗西迁，与右翼蒙古各部争战，这给当时辽东的军事形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碦客沁部向明朝寻求援兵，但是明朝却未能伸出援手，为了抵抗强大的林丹汗，他们只能向后金求助。

    崇祯初年二月、五月，皇太极两次派兵出征阻扰后金与碦喇沁部联合的岭南阿拉克特部，打通了与碦喇沁部的联系。

    八月，又与碦喇沁部正式定盟。

    在盟约中明确规定，碦喇沁部在明金战争中必须属于后金阵营，并联盟对抗林丹汗。

    九月，以后金为主盟，科尔泌、碦喇沁、敖汉、奈曼及柯尔克等部为盟友的对林丹汗作战联军第一次会盟出征，虽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却也加强了盟友间的联系。

    漠南蒙古的这种形势变化使后金受益匪浅，而对明朝特别不利。

    原本广宁失陷后，辽河以西，柯尔克五部住牧于辽河河套，察哈尔八部住牧于柯尔克部以西，广宁、义州、锦州诸堡塞外、大兴安岭南北，其中部属敖汉部直义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奈曼部直戚家路大定、大茂等堡四百里而牧，阿喇克掉特部直广宁西北离边七百里而牧，多罗特部值锦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作为宁锦侧翼的藩蔽，受明朝抚赏。

    然而自敖汉部、奈曼部东投后金，对明恭顺的岭南阿拉克掉特部及多罗特部被后金翦灭，辽西势力最强的外援林丹汗又率岭北察哈尔部举国西迁，宁锦防线的侧翼完全虚空，河西形成明朝独立对抗后金与左翼蒙古联盟的不利局面。

    而察哈尔西迁与右翼蒙古的争战，使得碦喇沁部、土默特部等纷纷倒向后金，寻求支援，以后金为盟主，漠南蒙古诸部为从属的联盟逐渐形成。

    后金与碦喇沁部的联盟使取道蒙古的战略计划具有了可能性，而碦喇沁本部台吉布尔葛图又因为熟悉贡道，充当后金进兵的向导，这使皇太极的绕道征明进行得相当顺利。

    除此之外，真假参半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被广泛利用，并被有些人无条件地据以立论，结果必然出现盲目吹捧毛文龙，极力将毛文龙塑造成抗金英雄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