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己巳之变的实际起因驳一个根深蒂固 (第3/4页)

孔、耿相善的东江石城都司尚可喜也掠夺长山、广鹿诸岛，绑缚都司孙奠、李承恩等归降后金。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兵变，一方面严重削弱了登莱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的叛降后金，带走了大量的战船和火炮，很大地壮大了后金的力量，同时又为后金摧灭东江镇、西向进攻关宁乃至入关征战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的叛降和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有一定关系，但是事变的主要责任不应该由袁崇焕承担。

    东江兵将的移徙登莱留下隐患，明廷专抚政策的失机导致事变不可收拾，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些问题都出现在袁崇焕下狱以后，如何能苟求袁崇焕承担主要责任呢？

    正如孟森所说“然此皆崇焕死后岛兵变化之事实，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兴祚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又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再谈己巳之变发生是否由于袁崇焕斩帅、牵制后金力量削弱所致。

    前面已经证明了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并不能给后金带来实质性的军事威胁，也从来没有起过理想的牵制作用。

    己巳之变中，毛文龙党羽纷纷煽惑，袁崇焕斩帅践约翦忌，若毛文龙不死后金不敢长驱深入，朝野上下多为其所惑，深以为然。

    东江军镇就战略地位来说可成牵制，毛文龙也以牵制后金西向为己任，他屡屡发塘冒功，天启年间先后四次声称出兵遏制后金西进之谋，而当时后金忙于建造辽东根据地并未西向，明廷君臣便以为是毛文龙牵制之功。

    这就构成了一个经典条件反射。

    后金忙于建造根据地无暇西向是无条件刺激，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后金没有西向进攻宁远战场是无条件反应，而毛文龙的浮夸牵制之功则是条件刺激，在这种反应作用下，毛文龙的牵制之名就形成了，因而毛文龙能牵制后金的观念也为很多人深信。

    结果，只要后金不西攻，人们就认为是毛文龙牵制得力；只要后金退兵，人们就认为是毛文龙掣后成牵，因而不敢久留。

    宁远、宁锦两次大战破坏了这个经典条件反射，因而战后质疑毛文龙牵制有名无实的声音不断，移镇的议论也随之而起。

    而毛文龙的被杀和后金入口时间仅差三个月，这种时间上的接近构成了强化相倚，人们自然地将毛文龙的被杀和后金的入口联系起来，使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毛文龙能牵制后金的先入成见发生信念固着现象，导致毛文龙的死与牵制力量的削弱也就建立了因果联系。

    事实上，当时有一些人就看出毛文龙的死根本无关己巳之变的成败。

    如杨士聪《玉堂荟记》称“毛文龙之死，何所关于成败之数，自袁败，而议者执以为辞”。

    程本直《漩声记》称后金入口与毛文龙被杀相距不久是“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

    余大成《剖肝录》称“夫文龙有应得之罪，明旨业已言之，是焕杀文龙未尝不是。使焕当日能斩文龙，又能使蓟门无警，岂尚有题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今日”。

    后金还未撤出口外，崇祯三年四月户部尚书毕自严就说，“东江一旅，借名牵制，岁糜公帑几不可问……今敌近堂奥，而东江缓不及事”。

    即使到了袁崇焕死后的崇祯四年，有些人仍然说毛文龙根本不能牵制，重提移镇撤岛之议。

    如崇祯四年闰十一月，礼部尚书黄汝良陈“至于皮岛，则陆绝海外，风波限隔。自毛文龙开镇以来，十余年间，曾得半矢之用否”。

    新任辽东巡抚丘未嘉称“自增镇东江，费己无限，虽有存属国、接难民之小利，然泥沙我膏血，草菅我性命，得失孰多，是宜全师归……何又散处各岛，不得其用乎”。

    己巳之变的发生和毛文龙的死毫无关系，而是明金议和破裂和碦喇沁部降金所致的说法。

    当时皇太极迫切地要与明朝议和，通贡互市，而袁崇焕为了争取备战的时间也愿意与后金议和，以为缓兵之计。

    从崇祯二年正月开始，双方使臣来往不断，但是和谈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在辽东土地、人民问题上的分歧。

    皇太极的立场是明朝必须承认后金政权